摘要：曾业英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认为《军事计画》确非蔡锷所撰。然而，此文只不过是炒剩饭而已，不仅在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有什么价值，而且本身还暴露出不少不靠谱之处，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实证明，《军事计画》确系蔡锷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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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对他抱怨说：“我治理国家，可算尽心了。河内遭灾，我便将灾民移至河东，并调河东的粮米救济河内。河东遭灾，我也这样处理。看看邻国的政治，没有像我这样尽心竭力的。可他们的百姓并未减少，而我的百姓也不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大王喜欢打仗，请让我用战争来做比喻吧。在战场上，双方对阵，战鼓一擂，开始交锋。败者丢盔弃甲，拖着刀枪，掉头就跑。其中，有的士兵逃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停下来。逃了五十步的嘲笑那些逃了一百步的，您看行不行呢？”梁惠王说：“当然不行，他们只不过是没有逃到一百步而已，但同样也是临阵逃跑啊！”孟子说：“大王既然知道这个道理，那您也就不必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孟子的比喻所说五十步和一百步，虽然表面上相差一倍，但本质却一样，都是逃跑。

曾业英《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中的第二论“吴仰湘论述中的瑕疵”就是现代版的五十步笑百步。曾业英虽然指出了“吴仰湘论述中的瑕疵”，但除了进一步说明“篡改”派本来就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全是捕风捉影，以致漏洞百出的特性之外，与他要否定刘达武披露的蔡锷《军事计画》的主题并无直接关系，因为其与生俱来的那个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阿喀琉斯之踵”并不能因此而改变。所以，曾业英指出“吴仰湘论述中的瑕疵”只不过为“篡改”派建在沙滩上的摩天大楼贴些金、镀点银罢了，并不能改变其灰飞烟灭的命运。

例如，曾业英在纠正“吴仰湘论述”中的第一个“瑕疵”时说：

吴文强调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说也“不足取信”。理由是，不但“蔡锷本人生前从未提及此事”，就连众多在蔡锷逝世后为他撰写“追悼、纪念文字”的“师友、部下和世人”，也无一人言及他著有《军事计画》。特别是与蔡锷“生前长期共事或过从较密、在他逝后又致力于搜集和编印其著述”的梁启超、周钟岳等人，也未提及此事。“直到 1943年《蔡集》刊印流布后，介绍和评述蔡锷的文字才不断提及他撰著《军事计画》，那是受到《蔡集》影响的结果。

为了纠正“吴仰湘论述”中的这个“瑕疵”，曾业英就自己犯了如笔者在上一期中所指出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失误，从而导致其臆造的“蔡锷不仅如梁、周所说，向袁世凯呈递过旨在对付日本‘大陆政策'的‘军事计划诸文'，而且时间在1914 年10 月”的结论也不能成立。由此可见，曾业英不仅没有在“篡改”派的麻布袋上绣上花，反而在麻布袋上捅出了一个大窟窿。

又如，曾业英在纠正“吴仰湘论述”中的第二个“瑕疵”时说：

吴文认为所谓蔡锷的《军事计画》“宣扬的民主政治理念”，与蔡锷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和言行“相冲突”。理由是蔡锷在民国初年“批判自由平等主义、力主建立‘强固有力之政府’，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并公开主张将政府凌驾于宪法、人民和国家之上”，而所谓的蔡锷《军事计画》，却在论述武力与国力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国家之权并非政府之权”，与蔡锷的“言行、思想截然有异”。因此，所谓的蔡锷《军事计画》“不可能出自蔡锷之手”。

对此，曾业英经过其研究后否定了“吴仰湘论述”，认为：“蔡锷力主建立“强固有力之政府”，并不仅仅为了政府集权，还因国家面临外患内忧，试图通过“倡导国家主义”，统一内政，“发展国力”，保障、发达“民权”而已。”这样，曾业英实际上通过自己的“纠正”不仅否定了吴仰湘“蔡锷《军事计画》‘不可能出自蔡锷之手'”的结论，而且与其“吴文的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依据却并非事实”的说法自相矛盾。

再如，曾业英在纠正“吴仰湘论述”中的第三个“瑕疵”时说：

吴文认为护国讨袁战争胜利后，北京政府有召蔡锷“入京之议，梁启超执意要他留在蜀中，与戴戡、罗佩金等共同经营西南，为进步党保住一方势力范围。但蔡锷却不顾梁启超劝阻，想回北京主持中枢练兵事宜，另召蒋方震赴川担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准备以四川为根据地，逐步布置西南国防。蒋方震见他病势已深，坚持陪他出川治病。不久蔡锷病逝，蒋方震还来不及返回成都，川、滇、黔三角战爆发，川中政局变得面目全非”，于是，蔡锷与蒋方震商讨的所谓“西南国防建设计划随之化为泡影”。

对于这个问题，曾业英经过其研究后否定了“吴仰湘论述”，认为：“无蔡锷‘另召蒋方震赴川担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一事，自然也就没有蒋方震‘来不及返回成都……西南国防建设计划随之化为泡影'的问题了。”实际上，1915年夏秋之时，蔡锷已经是将军府将军、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也就是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的成员。从他当时在京的军事研究和相关活动看，他要研究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军事计画》，不可能还停留在“西南国防建设计划”的层次和水平。蒋方震后来也说：“乙卯秋,蔡公松坡述余西南政略之大旨，又商所谓军事计画者，乃掇拾要旨，为事实上之研究。”这说明，蔡锷要蒋方震协助他制定的是以其1913年督滇之时主持起草的《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为参考，面向全国的军事和国防建设方案，即后来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个《军事计画》。所以，蔡锷1915年所作之《军事计画》是其《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的完善和发展。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曾业英实际上在“篡改”派的麻布袋上又捅出了一个大窟窿。

总之，“篡改”派所谓蔡锷《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的说法因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大漏洞，而曾业英的种种“补漏”行为也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越补越漏的结局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