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也是围绕着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斗争展开的。汉族政权屡屡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农民爱国心的缺乏。
汉族居住在富庶的中原地带,人数较多。游牧民族居住在北方的苦寒地带,人数较少。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与抢资源,屡屡进攻富庶的中原汉族王朝。
历史上,中原汉族王朝也一直做了各种努力,防范少数民族的进攻与骚扰。在秦朝时候,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修建了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范北方匈奴的入侵。中原王朝强大时候,是可以抵抗游牧民族的进攻,使“胡马不敢度阴山”。可是,当中原王朝实力衰微的时候,少数民族又强大起来,屡次进攻与骚扰中原王朝,甚至统治中原地带,使汉人被少数民族统治。
如南北朝时候的“五胡乱华”,就是西晋灭亡东晋南迁的时候,少数民族建立占据北方一带,先后一共建立了十六个少数民族国家。宋朝时候,西夏、辽、金不断入侵汉族地区。之后蒙古在北方草原的崛起,南下灭了南宋建立了元朝。
虽然明朝最终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回到蒙古大草原老家,但明朝都是忙于与蒙古迎战。最后,东北崛起的渔猎民族满清南下中原,统治了汉族人占据的中原,建立了清朝。
要知道,截止到11世纪,中原从事农耕汉族人口大约为5千万人左右,12世纪以后为一亿人。清朝后期汉族人达到了4亿。无论哪个朝代,汉族人口数量基本超过少数民族整体的十倍以上。由于汉族人口之多,这也是占少数的满清统治者最终被汪洋大海汉族所同化原因所在。
汉族王朝在战争中被少数民族打败,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占据汉族主体的民众,也就是农民缺乏一种“爱国心”与“共同体意识”。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社会形态是小农经济,占据社会大多数都是一家一户的自耕农。可以说,自耕农也就是农民,是汉族王朝占主体的民众,也是社会中下层阶级。
由于古代汉族地主与贵族,热衷于向民众尤其是农民增收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给予农民回报却很少。农民感受不到地主与贵族给自己好处,自然也不会拥护王朝的统治。在古代占社会绝大多数农民看来,无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异族统治者,都是要被征税,也不会享受到任何实惠与好处。任何王朝统治都一样,没必要因为是异族就要反抗。
但康熙时候实施一项政策,却凝聚了农民的爱国心。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农民要交各种名目繁多的农业税,在西汉开始有一项两千不变的税,叫做丁税,也叫做人头税。如农民一家五口,如果变成了一家七口,无论多处的两个人没有土地,都需要上缴人头税,这对古代农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由于人头税的存在,使农民不敢生孩子,生了也养不起,于是只能把孩子残忍杀死。当少了人头税,农民可以有足够粮食吃,不要考虑交税等问题。
清初时候继承了明末很多税务政策,弄得百姓苦不堪言纷纷逃离。后来,康熙皇帝看到明末这一项政策弊端,与公元1712年4月4日宣布,去年收到的人头税作为以后人头税的金额,从此以后一个家庭增加人口,都不再多征税收。
这一项土地政策,又叫做“摊丁入亩”。这是清初一项重要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由于多生孩子也不用多交税,农民老百姓可以放心养育孩子,这样也自然增加了人口。而且,作为封建王朝的清政策采用这一项政策,也能获得大多数汉族群众的支持。因为老百姓最关心是肚子吃饱问题,不是京城飘扬的旗帜是那一家,或者皇帝是姓“朱”还是“爱新觉罗”。
在很大程度上,“摊丁入亩”对贫民有利,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自主权。这样一来,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更能加强封建统治者的力量。整体上能促进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也能让汉族农民以及汉族民众更支持清朝的统治。
由于免了税,使中国人口在短短130年间增加了四倍,在鸦片战争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四亿之多,这乃是康乾盛世的繁华。
这也给我们启示,得民心者得天下,解决了民众的基本问题,有利于增强民众的爱国心与国家的凝聚力。这也是我国一直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头等大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