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有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无论任何时期，还是任何国家的人，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或是在工作与生活中享受人伦乐趣，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并与志同道合者结下友谊。

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者之一的毛泽东主席，他在人生不同时期，结交了许多不同阶层的朋友。

青年毛泽东的“朋友圈”不仅有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等志同道合的优秀青年。

还有党内外民主人士与普通基层农民。

1927年10月，毛泽东登上江西井冈山，他主动与当地的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交朋友。

正是这样一次看似普通的交友，却让毛泽东直接开创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纵观不同时期的毛泽东，与之成长过程，他是如何形成这种广泛结交各阶层的“交友观”的呢？

一、毛泽东的“三个半朋友”

从孩童时代起，毛泽东就常乐于助人，与同学相处融洽。

六七岁的毛泽东在韶山冲的私塾念书。

为了节约时间，避免来回往返于学校和家，母亲文七妹就帮毛泽东准备午饭，让他在学校里吃，其他同学大多如此。

有一次，正在吃午饭的毛泽东看到一个同学突然跑到操场，等大家都吃完饭了，这个同学才回到课堂，几乎每日都是如此，这引起了小毛泽东的好奇心。

一日正午，那名同学如往常一样离开课堂，小毛泽东就悄悄跟在后面。

他发现这个同学在操场上也是无所事事。

转念一想：应当是这个同学家境贫寒，中午父母没有为他准备午饭，又碍于面子。当同学都吃饭时，他就跑到外面，免于自己的窘境被揭穿。

想到这里，毛泽东主动把自己带的饭分了一半给这位同学。

傍晚放学后，毛泽东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找吃的。

母亲文七妹有些疑惑地问他：“今天的饭不够吃吗？为何如此饥饿？”

毛泽东就把自己乐于助人的事情和母亲说了。

文七妹非常高兴，慈祥地摸着儿子的头：“今后我多给你准备些饭菜，和你那位同学一起吃，这样两人都不用饿肚子。”

从这件小事不难看出，在家庭环境和后天教育双重因素主导下，孩童时代的毛泽东就已养成了豁达、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高尚品格。

这些优良品质，为他今后投身革命提供巨大的帮助。

时间来到1913年。

这一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念书。

1914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前后共当了5年半的师范生。

在时任校长孔昭绶的主政下，第一师范提出“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

旨在向学生传达“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宗旨”；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

在这一教育方针的促使下，第一师范涌现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其中包括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周世钊等人。

还包括了周南女校的向警予、蔡畅、杨开慧、陶斯咏等巾帼豪杰。

1914年初，毛泽东与蔡和森、陈昌等同学主动组织课外哲学研究小组，经常拜访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向他们探讨学问。

这群十几岁的青少年与老师们探讨的问题，主要涉及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等等。

同学之间若有了新想法，也是经常互相交换经验。

每逢假日，毛泽东与蔡和森、陈昌等五六位好友不约而同到了长沙“板仓杨寓”，讨论各种问题。

涉及做人之道、天下大事、新思潮新文化，一谈就是十几个小时。

不过，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什么事都讨论，就是有三件事情不谈：金钱；男女关系；家庭琐事。

与好友攀谈时，青年毛泽东常感到自卑。

他认为自己出身农村，自幼失学，年逾二旬一事无成。

自己这个年纪在农村早已是顶家立户的栋梁了，可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坚定的信仰，与今后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1915年夏，毛泽东写信给好友萧子升，感觉自己近年来“不退反进”，光靠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远远不够的。

每每与好友同学聊天时，总感觉自己学问寡旧，必须要多结良友，从他们那里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这一年暑假，毛泽东痛失挚友易昌陶，他愈发感觉到交友的迫在眉睫。

同年9月中旬，毛泽东以署名“二十八画生”发出了一封《征友启事》。

这是一份用蜡版油印300字余文章，文段末尾两句引用了《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诗，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附小教员）转交。”

《征友启事》散发到长沙各个学校后，一些校长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怪人”，不怀好意。

还有的认为“二十八画生”征友是为了找女同学谈恋爱，于是就把启事没收了。

后来有人拿着《征友启事》，通过陈章甫找到第一师范的校长，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品学兼优的毛泽东。

《征友启事》发出后，罗章龙、李立三等几名青年来找毛泽东。

因为李立三虽然响应，但没有明确表态，另外三人明确要和毛泽东做朋友。

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原话是：当时找到了“三个半朋友。

后来，在同学与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成立了新民学会。

此时的毛泽东已眼界大开，他向学会会员和好友们指出：“我们同志应该要去世界各处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一去，不应该老是窝在一处。

各方面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充当先锋的人。”

1918年夏，新民学会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同年8月，毛泽东与罗章龙、李维汉等二十余名同学好友离开长沙，前往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筹集款项。

1919年底，蔡和森率一批湖南青年赴法留学，毛泽东主动留在中国从事“实际改造”。

再之后，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

值得一提，新民学会的成员与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里面有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人物。

二、与绿林好汉交朋友，竟直接开创巩固井冈山根据地

时间来到1927年，这一年对于我党而言并不太平。

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八七会议”召开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毛泽东很干脆地说：“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和绿林好汉交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

几乎同一时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地方武装发动“秋收起义”。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利后，参加起义的部队处境艰难，从开始的5000多人减至1000人左右。

加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和疾病流行的威胁，形势万分危急。

为了保存这支革命生力军，时任中共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在江西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为起义部队创建一个较为稳定的后方基地。

当时，井冈山地区是袁文才和王佐的势力范围，要在此处创建根据地，必须得到这些“地头蛇”的同意与支持。

为此，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后，就立即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表达了工农革命军要在江西宁冈一带建立根据地，请袁文才、王佐二人大力协助的诉求。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袁文才和王佐二人的生平履历。

他二人分别出生于江西宁冈县茅坪附近的马源坑与井冈山市下庄村。

幼年家庭条件贫困，后被迫辍学。

由于不愿受地主的持续压迫剥削，袁文才、王佐带领群众公开与当地土豪劣绅斗争。

最后被官府通缉，家中房屋田地都被官兵烧光抢光。

这二人走投无路，加入了井冈山当地的绿林队伍“马刀队”。

在“马刀队”里，袁文才、王佐凭借非凡的才干，很快就当上了一二把手。

袁文才、王佐与那些占山为王、草菅人命的山大王不一样，他们受到共产党员龙超清、刘辉霄等人的教育影响下，后来也积极开展了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活动。

同时率部消灭了宁冈县反动地主武装谢家述的“清乡局”，连续赶走宁冈四任反动县长。

1926年至1927年间，袁文才、王佐协助共产党建立宁冈人民委员会，废除不合理的旧约。

指挥山上队伍攻克永兴县城，解救被反动派关押的永新县委负责人，和50多名共产党员。

1927年初，袁文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理来说，袁文才早已经是共产党员，为何毛泽东还要单独给这二人送信，姿态摆得非常低，想请二人在宁冈一带帮助自己建立根据地？

大家都是党员，似乎没必要这么低三下四。

按照当时的形势，袁文才和王佐帮助我党做了不少实事。

但是，这二人毕竟是占山绿林好汉，手底下有各种数不清不知来路的武装力量。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之前，袁文才、王佐帮助共产党建立人民委员会。

包括解救共产党员，甚至提供武器弹药，这些都是皮毛，没有涉及他们的根本利益。

但毛泽东要在袁文才、王佐控制的势力范围建立一个属于共产党自己的根据地。

对这些绿林好汉而言，相当于把自己打下的地盘划出一半让给别人。

没有了地盘，这些绿林好汉什么都不是，必定会牵扯到他们的根本利益。

所以毛泽东才会先派人给袁文才、王佐送信，想请他们二人协助自己创建根据地。

果然，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心里生出了疑虑。

他担心的不是别的，主要害怕帮助毛泽东建立根据地之后，他会不会像《水浒传》里晁盖火并王伦。

“外来户”赶走了“地头蛇”，自己占山为王。

但转念一想，袁文才根据对平时共产党的了解，他没有先拒绝毛泽东的请求，提出了要和毛泽东直接会谈。

会谈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来井冈山是和你与王佐同志交朋友的，”并且把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和一系列想法都说了出来。”

他所表现出的惊人胆识与诚恳态度，彻底打消了袁文才、王佐的疑虑。

二人十分钦佩，又感觉惭愧。

特别毛泽东答应送给袁文才、王佐100支枪，鼓励他抓紧发展自己队伍时的坦荡胸怀，令袁文才更加感动。

他当即表示：“自己和王佐只是一件大老粗，能与毛泽东这样的人交朋友，实乃荣幸之至。”

同时答应全力协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吃穿问题，做好其他井冈山地方武装的工作，还当场赠送给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

在袁文才、王佐二人的鼎力支持下，工农革命军迅速解决了粮食、补品、药品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袁文才还资助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医院和留守处。

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有了一个新家，保存了革命火种。

后来在袁文才和王佐二人的撮合下，毛泽东与贺子珍喜结良缘。

当然这乃后话，本文暂且不表。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家后，很快就引起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统率的南昌起义剩余部队的注意，更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派的恐慌。

为了扑灭井冈山的革命火种，国民党军连续对井冈山发动数次“会剿”。

在武装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袁文才、王佐率领队伍，配合红军主力，英勇打击敌人。

1928年2月，王佐在工农革命军协助下，一举歼灭了永新境内的反动地主武装。

此后，袁文才、王佐率领32团配合红四军主力，粉碎了湖南、江西敌军联合发动的两次“会剿”。

在1928年6月龙源口战斗中，袁文才、王佐率部袭击了杨池生设在白口村的指挥部，帮助红军取得战斗胜利。

因此，毛泽东在党最危难的时刻，主动与袁文才、王佐二位绿林好汉交朋友。

不仅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燃眉之急，还为我党吸纳两位可靠的“真朋友”。

袁文才、王佐同样不含糊，在工农革命军最困难、最危险的关头，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

曾担任前委委员的熊寿祺同志后来回忆：记得毛主席说过，袁文才、王佐对革命有帮助。

没有袁文才答应安定伤病员，我们很不容易进到井冈山，就是进去了也很难站住脚。

袁文才和王佐的重要性，就如同刘志丹同志开辟陕北根据地一样。

由于长期在山上养成的坏习气，袁文才、王佐与毛泽东共事的时候，难免会暴露出一些缺点。

瑕不掩瑜，他们二人与之统率的地方武装是中国革命的功臣，也是红军早期出色领导人。

毛泽东、袁文才、王佐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巩固，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三、毛泽东的交友之道

1934年10月，8.6万余名红军与机关人员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踏上长征之路。

抵达陕北后，毛泽东与两位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成为好朋友。

斯诺与毛泽东进行攀谈，对中国做过实际考察后，写下了一本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扩大中国革命在全世界的影响。

斯特朗同样用自己的文章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红军。

这两位国际友人与毛泽东私交甚密，身体力行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广交与各党派、各阶级不同人士，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以及此前名声不太好的冯玉祥将军。

甚至毛泽东还交了不少农民朋友，拜他们为师，请教种植农田的技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时常告诫儿女们：“无论在工作还是学习时，一定要放下架子，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这样才能每日都能进步，为国家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会抽出时间，在自己的中南海丰泽园住所邀请好友聚会聊天。

毛泽东主席曾经向卫士长李银桥简单提及过自己的交友之道。

大致总结就是：至诚相交，倾之肺腑；处友交友，以信为本；重情重义，有恩必报。

交朋友的时候只注重对方的品性，不要在乎其身份。

二人成为朋友后就要平等相处，对其掏心掏肺，这是毛主席交朋友的第一准则。

斯诺于1936年抵达陕北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会谈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且现实的问题。

毛泽东发自肺腑解答了斯诺的所有问题，一连十几个晚上，两人彻夜交谈。

正是毛泽东的坦诚相交，使得斯诺对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有了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

这就好比如今两个人交朋友时，不要管对方的身份与实际收入。

只要对方品行没问题，其他都不重要。

且朋友有难，或者提出问题时，能帮一把的还是尽量帮帮忙。

此外，交朋友时要以诚信为基本，这是毛主席与他人私交时的支撑点。

他老人家就说过：“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

毛主席向来对书法颇有研究，尤其爱看古书法。

有一次，他听说老朋友黄炎培那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就借来研读。

说好期限一个月，可还没到期，黄炎培就很不放心，频繁打电话询问值班人员：“毛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把这本书还给我？”

如此几次下来，毛主席书还没看完，他就有些生气了，对李银桥说：“讲好一个月，怎么不到两个星期就打电话来催我还？

到一个月不还，那是我失信了；不到一个月就催讨，那是他们失信，双方谁失信都不好。”

为此，毛主席笑黄炎培不够朋友。

一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毛主席将这本王羲之的真迹原模原样还给了老朋友。

还有一点，毛主席交友时十分看重“有恩必报”。

1920年春，青年毛泽东为筹集建党经费和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款项，到上海找章士钊先生求救。

章士钊一口答应，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2万块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帮了我党一个大忙。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从1963年农历正月初二开始，分十年，每次2000元，把这2万块钱给还上了。

1973年，2万块本金还完后，毛主席又说这个钱不能停，我还要还“利息”，派秘书送去了2000元，直到章士钊先生过世。

其实，章士钊先生多次向毛主席说过：“这笔钱不是自己的，而是上海工商界名流共同筹措的，要还也是还给他们。”

毛主席打着还款的名义，从自己的稿费抽出一部分，用于资助资金不宽裕的章士钊。

这就是毛主席时刻不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做人准则。

结语

“广交朋友”是我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基本任务。

毛主席多次告诫全党同志：“要做好广交朋友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指示各省市委书记：“每一地需要培养几百个代表性人物，和我们党合作共事。

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需要很多朋友，朋友越多越好。”

在这一准则上，毛主席提倡广交朋友。

他交友十分广泛，政治上不乏左派、右派和中立派，学术上不分文科理科，年龄不分老和少，地域不分海内外。

他的“朋友圈”里既有前清翰林进士和举人，还有末代皇帝与贵族；包括北洋大臣、国民党将领和社会名流；下至底层农民与穷困潦倒的教书匠。

毛主席交朋友不仅面广，讲究深交。

他老人家在不同时间段的社交活动，不仅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还推进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使人终身不忘。

在“实践统一战线方针”任务和政策方面，毛主席为我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