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谷关是先秦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关隘，一度是中国东西方分野的象征。西汉时期，汉武帝把函谷关由今灵宝县东迁至新安县。

1．函谷关东迁的疑问

函谷关原设在今河南灵宝附近。《汉书 ·武帝纪 》记载，元鼎三年（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 ”，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左右，移至今河南新安境内，但却依然沿用原来的关名。对于函谷关东迁的原因，东汉时人应劭最早对此做出疏释说：“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对于应劭的这个记载，学术界的态度目前分为两类：一是对应劭的这种说法接受和采信。二是对应劭的这种说法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者对应劭的这种说法持肯定态度。如，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函谷关的迁徙过程时，不仅完全采录了上述记载，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更具体内容，如 “（杨仆）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 ”云云。其他，如南宋人吕祖谦、元朝学者方回和清人顾炎武、顾祖禹、朱一新等都对此说法深信不疑。当代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在对新、旧两座函谷关的遗址进行过多次考察后，撰著《函谷关和新函谷关》一文，专门从历史军事地理学角度论述这座关隘的作用，同样依然秉持应劭以来的传统说法。这也是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通行看法。

在大多数学者肯定应劭说法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清代沈钦韩等对此也持强烈怀疑态度：“仆于元鼎五年始为将军，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关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尝有战功。 《酷吏传 》‘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 ’，殆虚妄也。”清代学者何焯除了 “因杨仆出任楼船将军的时间晚于函谷关迁徙 ”，而怀疑应劭的说法外，还进一步对郦道元 “ （杨仆）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 ”的说法提出质疑：“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

《汉书·酷吏传》对杨仆的一生有相对详细的记载。清代学者周寿昌根据 《汉书 ·酷吏传》记载，总结说：“（杨仆）安得云数有大功 ”？现代学者辛德勇先生也指出：“其实，杨仆不仅如王益之、何焯、沈钦韩诸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元鼎三年 （前 114年 ）迁徙函谷关之前，没有立下足以令汉武帝为他移动函谷关的功勋，而且终其一生，也始终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业绩 ”。既然终其一生都没建立起什么了不起的业绩，所以也就谈不上因功移关。

不过，一些学者却对 “杨仆怙宠而移关 ”的史实深信不疑，并据此对 《汉书》有关于杨仆的记载进行反驳，认为 《汉书》的记载太过于简约，省略了杨仆立功的记载。如，唐代学者刘知几在 《史通》中，曾专门以没有载录 “杨仆怙宠而移关 ”这一事件为例，来说明《汉书》记事每每有简洁而不繁芜的地方。清代一些学者也曾很委婉地批评说：“移关之说，应劭、郦道元始详言之，史公不录，班史遂尔阙如。”但这里却陷入了一个逻辑上的谬论。虽然事实有可能是因为司马迁、班固记事简约，疏略了杨仆移关的史实。但也有可能是历史上确实没有此事。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班固没记载此事，而唐人说有此事，就断定确有此事。此事也极有可能是进入唐代以后人们推测，甚至杜撰而来的。

虽然对于杨仆移关之说，在一些史实上存在争论，但大家对杨仆是楼船将军这一点是没有疑问。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史实进行推测?杨仆移关的史实究竟有没有可能成立。对于楼船将军这个职位，汉语词典的解释：一是汉代将军的名号；二是泛指水军将领。从杨仆的经历来看，他也主要是以水军将领从事军事活动的。如 《史记 ·南越列传》记载，元鼎五年秋，主爵都尉杨仆 “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 ”。《前汉书·朝鲜传 》记载，元封二年秋，楼船将军杨仆 “从齐浮勃海兵五万 ”。函谷关是拱卫长安东面安全的一个关口，这样重要的一个旱关怎么可能由一个水军将领提出迁移的动议？

据此，我们再进一步推测应劭和郦道元的 “以家财给其用度 ”、“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 ”说法是不是合理。函谷关是长安东面最重要的关口，这一点没有疑问。但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工程，怎么仅能由私人来修筑？实际上这就是清代学者何焯所说的 “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况且，这样一个由私人出资修筑，仅动用七百名僮仆修筑的工程，是不是足够坚固，能真正承担起首都东大门的角色？这里，如果应劭和郦道元所说的函谷关迁移的原因经不起严格推敲，那么函谷关迁移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2．军队结构的变化与函谷关地位的下降

函谷关建于春秋战国之际。 “因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称天险 ”。其西接衡岭，东临绝涧，南依秦岭，北濒黄河，“车不方轨，马不并辔 ”，地理位置一向十分险要。对此，《古函谷关铭·序》曾这样形容函谷关的险峻：“天作崤函，俾屏京宝，崇山回合，长河曲盘，岸奔巅蹙，谷抱溪斗，崖起重险，为秦东门，设险守关，作藩于京。”

从西安至洛阳的东西大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线路。这条大道的崤山自至潼津段?是所谓的崤函古道。崤函古道经行的灵宝、陕县和渑池等县，不仅地貌形态高低起伏，多沟涧峭崖，而且自古就是森林比较茂盛之地。《山海经 ·中次六经》云： “夸父之山（在今灵宝县），其木多棕枬，多竹箭，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 ”，迟至秦汉时期，函谷关附近的松柏繁茂仍不减前代，为人称道。 《元和郡县志 ·陕州》引 《西征记》曰：“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道，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

秦汉之前，四匹马的战车是当时的主要作战工具。这些战车多为为木制、双轮独辕结构的车辆，车宽多数近 300厘米，长达 310厘米，驾四匹马后，长和宽皆达 3米左右。在函谷关附近山岭崎岖、森林茂密的情况下，战车必须从相对平坦、宽阔且又树木相对较少的谷沟之处通过，才比较容易成行。于是，从崤山至潼关的一段的函谷古道，便成为这一地区唯一可行、易行的交通线路。

然而即便是这一段在当地相对易于车行的通道，和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其他路段相比，仍然十分的迂曲峻坂，艰涩难行。《读史方舆纪要》说：“洛阳西至新安，道路平旷。自新安西至潼关殆四百里，重冈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其间硖石及灵宝、阌乡尤为险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谓百二重关也。 ” 《元和郡县志 ·河南府志》称：“自东崤至西崤长三十五里，东崤长阪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纯是石阪十二里，险不异东崤”。

由于崤函古道曲折狭窄，车不方轨，而自东向西而来的战车又必须经过函谷古道才能西行，所以函谷关便成为扼守崤函古道的咽喉所在。无论是哪一方占据了函谷关，都等于取得了战争胜利的钥匙。

公元前627年春，秦穆公不听百里奚和蹇叔的劝阻，出动 300辆战车的部队，潜行远袭郑国。蹇叔的儿子参加了军队，蹇叔哭着送别他说：“晋人御师必于肴。肴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国军队在从东返回，途径函谷古道时，果然遭到晋国军队伏击，虽然秦军已有所准备，但三名大将仍全部被俘虏。在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先秦时代，对逶迤曲折、狭窄蜿蜒的函谷古道中行进的战车进行攻击，非常容易。正因为如此，所以顾炎武说：“当苏秦之约从也，山东六国共攻秦，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而归，岂非入险不可犯耶？”

进入到西汉武帝时期以后，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进行，中国古代的兵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车兵的数量减少，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骑兵和步兵的数量大量增加，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在西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作战当中，汉朝每次投入的骑兵的力量，少者 2万人左右，多者达18万人。虽然我们对当时汉朝骑兵的具体数量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从西汉武帝之后，骑兵作为一只重要的武装力量已迅速崛起，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相对于车兵来说，步兵和骑兵机动性更强，灵活性更好。不仅可以在平坦之处穿插行军，而且还可以翻越山岭，在密林中行进。

在以战车为重要攻击武器的时期，军队行军除了从狭窄弯曲的函谷古道中通过之外，别无他路可寻，于是函谷关此时对它们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天险。而到了步、骑兵成为军队的主要兵种之后，军队行军不仅可以从函谷古道中穿过，而且还可以从其他更加狭窄的川道、甚至函谷关周围的山岭中通过，这样函谷关对它们来说就成为一个并非不可替代的选择。

安史之乱时期，发生在崤函古道的两次战争，可以使我们对此有更加具体和感性的认识。公元 756年，唐将哥舒翰在灵宝西原与安史叛军作战时，官军被困在六七十里长的狭路之中，局促不得前行，“ （叛军）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 ”。一年之后，郭子仪与叛军再战与陕县西南的新店，叛军据山列阵，“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馀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从以上这两则发生函谷关的战争可以看出，都有骑兵绕道他路 “别径奇道 ”进行攻击的战法。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战争发生到步、骑兵成为主要兵种之后，崤函古道已有其他可以替代的线路可以通过，崤函古道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于是函谷关的战略地位动摇。此时，再通过据守函谷关来保卫关中已成为一句空谈。

3．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与函谷关的东迁

汉武帝时期，汉朝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列加强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如在政治上，设立 “中朝制度 ”，削弱相权，实行 “刺史 ”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经济上，统一货币，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专卖。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等等。在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的措施当中，扩大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的权力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如，汉武帝征和四年 （公元前 89年），曾专门于长安设置司隶校尉一职，持节，委以军职，“掌徒隶而巡察 ”，率 “中都官 （京师诸官）徒 ”，察视重大非法活动。

除了设置赋予很大权力的行政官员之外，汉武帝还通过调整地区的管辖范围来扩大中央的权力。汉武帝 “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王于清河，是为刚王 ”。“常山 ”，本名恒山，因避文帝刘恒名讳而改称常山。清河，则位于恒山以东今河北清河与山东临清一带。在汉武帝这次 “广关 ”之前，历世代王的王国属地都在恒山以西，而在代王的封地被改徙到清河之后，京城长安的直接管辖范围大大拓展，由原来的关中及其周围急剧扩展到恒山脚下。

函谷关在先秦的战车时代是所谓的天险。进入到步、骑时代以后，随着军队兵种结构的变化?函谷关战略地位下降，开始变成一个并非不可动摇的关隘。而当京畿地区需要扩大管辖范围时，函谷关便理所当然地东迁，以符合京畿扩大的需求。实际上，也正是在函谷关东迁之后，汉武帝在函谷关地区设立弘农郡，归京师长安管辖，从而使长安的管辖范围由原来的秦函谷关以西地区急剧扩展至洛阳近郊的新安。所以函谷关东迁不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结果，而是从政治方面权衡的结果。据《汉书 ·武帝纪》载，当楼船将军杨仆向汉武帝请求东迁函谷关时， “武帝意亦好广阔 ”，从而同意函谷关东迁。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武帝颁行 “推恩令 ”把关东的王国分割成 “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 ”的众多更小的王国。函谷关东迁新安之后，设关于两座土丘之间的平坦之地，军事地位大大下降，已失去原来所谓的天险之意。更重要的是，东迁新安县之后，使逾越函谷关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秦汉之前，洛阳和西安之间的交通，在从洛阳出发，向西至函谷关有南北两条线路。北行的大路经今天的洛阳、新安、渑池至秦函谷关，即大致沿谷水西行。在秦汉时期，一般的军事行动多取道此路。南道则是从洛阳向西南行，经今宜阳县，再沿洛水西行至秦函谷关。

两道相比较，南道虽然路程较长，但宽阔易行更胜于北道，唐代之后人们西行至西安多取道此路。但从洛阳出发至西安，不管是走北道或是南道，最终都必须在秦函谷关会合，经崤函古道西行，然后才能至西安。所以秦函谷关的设立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可以真正起到屏卫关中的作用，但对于西汉时期设置于新安县函谷关来说，它并不能真正起到屏卫关中的作用?它的设立从军事角度来讲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汉武帝之后，西安防卫关东地区的历次战争基本都不在函谷关地区展开。如，西汉末年，绿林军西攻长安时，王莽召集五虎抵御，“九虎至华阴回溪，距隘自守”。这里王莽的军队选择不是在函谷关而是在华阴抵御绿林军。其后，赤眉军 “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 ”。更始帝选择的是在弘农而仍不是在函谷关抵御赤眉军。

东汉末年，董卓受关东诸将压迫，放弃洛阳，退保长安时，“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也不是在函谷关抵御来自关东地区的攻击。由此可见，自从汉武帝东迁函谷关于新安之后，函谷关已基本丧失屏卫西安，护保关中的功能，直到潼关取代函谷关崛起之后，关中地区才再次出现了一座真正具有保护功能的雄关。

总之，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函谷关东迁并不是当时汉武帝一时的意气用事所致，它的东迁有比较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当时扩大中央集权的结果。东迁以后函谷关的军事价值大大降低，以至于后来潼关崛起，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