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战犯买《资本论》是装门面，陈长捷却读得认真，还写批语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本大部头著作，它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为基础，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且横跨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

虽然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但是它同时也以深奥、枯燥而出名，就连现在的年轻人也是望而生畏，但也有人能读得津津有味，比如曾经的国民党战犯陈长捷，沈醉就曾在著作《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中记载：“当时在战犯所自费去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有些人是装门面，但他倒是很认真地读，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写下他读后的批语和心得。”

这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人如其名，打仗很勇猛，是抗日战争中的长胜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抗战时他率部参加过南口战役和平型关战役，后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天津攻城战中被俘。

当时，面对天津已被团团围困的形势，陈长捷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再跑的可能，也没有别的出路可寻，除了顽抗到底最终“殉国”，就只有投降。

然而，陈长捷一直在犹豫，他的犹豫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于傅作义。

傅作义告诉陈长捷，平津当为一体，应共进退。每当天津吃紧，陈长捷就会电告傅作义请示，而傅的回电总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所以，后来陈长捷对傅作义一直不满，用沈醉的说法是“怒瞪傅作义”：

“这位晋军将领个性非常倔强……傅作义和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来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时，许多人见到这些人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见到傅作义时竟是那样满脸怒容，一句话都不讲，弄成很尴尬的局面，幸好别人忙着和傅作义交谈，才把这一紧张场面打破”。

但话说回来，陈长捷在天津战役中也不是没有过机会。

当时，天津各界呼吁和平的愿望日益高涨，工商业界人士，多次要求陈长捷以天津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尽早与解放军举行和平谈判。

8日15时，市参议会四名代表持白旗出城，在解放军前来迎接人员带领下，乘车前往谈判地点。

10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在大南河村热情接见了谈判代表，阐述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4项条件，希望天津守军自动放下武器，我军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要求在11日18时前作出答复。

11日10时谈判代表回城内报告了解放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4项条件，而陈长捷却提出“只放下重武器，全军人马带轻武器撤往江南”的无理要求。

17时谈判代表再次出城转述陈长捷意见，遭到严词拒绝，指出所有问题必须按照第一次谈判所提条件解决，规定在13日12时前答复，否则我军立即攻城。

但是到了规定的日期一直没有收到答复，1月1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34万人，经29小时激战，于15日攻克国民党13万守军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天津，在天津警备区司令部院内地下室把陈长捷生俘。

尽管刚刚被俘时陈长捷态度依然顽固，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生追求的所谓事业彻底完了。

后来，陈长捷写过一篇《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在文章最后，他说：“当俘虏以后很长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太倒霉了，要是早点去塘沽，要是单独宣布起义，……命运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呢？似乎一念之差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苦苦地想了几年，总算明白了：蒋军的失败是必然的，我个人的命运也包含在其中。无论逃脱、被俘还是起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人，我的事业是永远地失败了。”

陈长捷在功德林改造期间做的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看书，沈醉说：“他在休息的时候，既不打桥牌、也不下棋，而是手不释卷专心致志看书，后来我对他的看法和当初完全相反了，我认为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真正儒将”。

1959年，陈长捷因为改造态度良好，他的名字出现在首批特赦的战犯名单中，后来还成为文史专员，但是他在那段特殊时期受到冲击，杀死妻子后自杀。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性格中的偏执，才造成了这样无可挽回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