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彭德怀和刘伯承皆为开国元帅，他们的功勋、品德、能力、资历……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位令人敬仰的元帅却因为一系列的误会，产生了分歧和冲突，甚至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件……

刘伯承元帅出生于1892年，在十大元帅中年龄排第二，仅次于朱德，比彭德怀大6岁。南昌起义时，刘伯承已是起义军的总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他安排赴苏联学习，曾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时，刘伯承已经39岁了，进入苏区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瑞金卫戍司令、军委总参谋长。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此次会议导致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解除。当时刘伯承来到苏区还不足一年，对苏区的情况没有十分了解，他跟随大多数人一起投了支持票。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博古等留苏派实际上成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博古是个书生，对打仗不并了解，于是他对曾在苏联留过学的刘伯承委以重任。这实际上是把刘伯承变成了“军事上的洋派”，并把他推到了“土洋之争”的风口上。

其实刘伯承并不是很热心于政治，他当时一心想要提高红军的战略、战术水平，就在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反对“游击主义”的文章。

这实际上等于是批评了毛、彭、林这些人。这些人当年就是靠着游击战起家的，也是靠着游击战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又在苏区坚持了5年的。而这些经验被刘伯承一下子全否定了，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思想上无法认同。

不久之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博古私自改变前方局的决策，下令强攻南丰，而担任主攻就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彭德怀接到命令后非常愤怒，直言：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

果然，南丰一战损兵折将而毫无战果，红三军团被迫撤出战场。彭德怀面对如此一个“窝囊仗”，大骂道：……什么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刘伯承在瞎指挥……

但是，彭德怀却误会了刘伯承，刘伯承根本不赞同攻打南丰，他明确发电称：“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南丰、南城）”但他意见却未被采纳。

彭德怀把刘伯承当成了“洋教条主义”的一员大将，但事实上，深谙军事的刘伯承却一直都在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一系列的事实让他做出了调整，他开始重新认识游击战，重新看待留苏派的军事主张。

刘伯承的这个转变是真诚的，也是彻底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在同一时期发表的主张坚持游击战和诱敌深入的文章中看出，也可以从李德对刘伯承的讥讽和打击中看出来。李德等人很快发现了刘伯承并不是“自己人”，刘伯承从总参谋长被降职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到了抗战时期，彭德怀升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是129师师长，两人的上下级关系正好和红军时期来了一个颠倒。

1940年10月底，冈崎大队一路窜至我黄崖洞兵工厂，给我方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彭德怀为此非常恼火，下令129师将其一举歼灭。

占据了关家垴有利地形的冈崎大队火力很猛，129师多次进攻都被压制下来了，彭德怀下令继续强攻，刘伯承在电话中劝告说，如此攻坚不值得，可以晚上在寻机歼灭他们。

彭德怀道：不能等，必须现在拿下。刘伯承称他这是赌气和蛮干。彭德怀却回应说：如果拿不下关家垴就撤129师的番号。

刘伯承气得直落泪，但是军令如山，他只能下令部队又冲了十几次，最后以超出预期的代价获得了有限的胜利。而那一边，在左权的调和下，彭德怀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战斗结束后，彭德怀亲自给刘伯承道了歉，刘伯承安慰他：彭总别这样说……

这件事虽然和平地化解了，但一定也在两人的心中留下了一些小疙瘩。

1944年4月，在延安的晋冀鲁豫干部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为代表发表报告。在报告中，刘伯承用一小部分的篇幅谈了谈他对之前的百团大战的一些反思。

刘伯承首先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战果，指出它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他也指出这次战役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早暴露了实力，引发了日军的报复，没有使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等等……

刘伯承的这个讲话是他的客观反思，而不是携带私仇的小报告，聂荣臻等人也指出过百团大战的不足；是他对多年来自己工作的一个总结和自我批评，而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批评。

但是，这个报告在后来却引起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结果。我相信，这并不是刘帅的本意。

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康生以此为借口，对彭总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下了一些有失公道的判断，而刘帅的那份报告，实际上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歪曲和利用了。

50年代，中苏正值蜜月期，全国上下学习苏联成风，各个行业都聘请苏联顾问，军队方面也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在1956年出现“秘密报告”事件后，很快就引起了我方的警觉，于是要“克服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这个说法就被提了出来。

这个说法的初心是好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有些人把和外国沾边的东西都称为教条主义，使得当时风气从一味学习苏联，一下转变成了一味排斥苏联。

此时的刘伯承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当时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在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苏联的那一套，并且教材里里大都是外国的东西，而少有自己的经验，这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的。

有人批评刘伯承在军事学院里“好为人师，搞起了教条主义的老本行，误人子弟”。彭德怀自然也会想起当年在苏区时，刘伯承就是“军事上的洋派”，他公开批评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为此，66岁的刘伯承不得不展开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