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毛主席一边忙着工作，一边忙着给他老乡周以栗找医生治病。

他的这位老乡时任长江局军委书记，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时，病情愈发严重。

红军打下吉安后，毛主席受罗炳辉将军邀请，亲自拜访了一位名医。

这位名医蓄着大胡子，乐善好施，还特别关心红军的情况。

原本是名医请毛主席作客，结果两人聊着，变成了主席真诚请他到红军来帮忙。

这位名医欣然应允，主动加入了红军，他就是红军中大名鼎鼎的“红色华佗”戴济民。

他的这个名号并非浪得虚名，1935年长征期间，他曾救过周总理一命，只是走得匆忙，那时大家只知“戴医生”。

当年，毛主席如何请他出山，他又是如何救下周总理的？

拜访出山

1930年10月上旬，红军拿下了江西吉安，时任红军总前委书记的他，带着一众干部，进入城中展开工作。

而他的老乡周以栗得了肺结核，病情越发严重，为此，他一边工作一边寻找良医。

巧的是，当地确实有一位名医，叫戴济民，他受父亲和当地教会的影响，信仰基督教。

在教会的帮助下，他学习医学知识，成为了一名医生。

他在当地开了一家医院，因为医术高明，当地人称他为“戴普萨”。

偶然之间，他结识了罗炳辉将军，那时将军正担任当地靖卫大队大队长一职。

两人相谈投机，逐渐成了好友，后来罗将军率兵起义，参加红军，他们也一直保持联系。

就在毛主席为老乡的病发愁时，罗炳辉将军找到了主席。

原来，在红军拿下吉安后，罗将军特地前去拜访戴医生，而医生对毛主席的名字早有耳闻，他便让将军请人来做客。

听完罗将军的介绍，毛主席欣然应允，他十分高兴，因为他正要找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给老乡治病。

到了约定的日子，毛主席、周以栗同志等人一起来到了戴医生家。

医生亲自到大门口迎接他们进来，在将军的介绍下，他与毛主席握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毕竟辛亥革命时期，他就曾参加过革命军的救护队，毛主席的大名他早有耳闻。

一见到本人，便可明白了这位革命家的独特气质。

简单寒暄后，毛主席介绍了老乡的病情，戴医生当场为其诊断，并开出了药方。

解决了这件事后，医生提到了红军，他说：“红军是老百姓组成的，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我早有耳闻。

“可红军每天打仗，我看伤病员很多，应该多些医生，再多办些医院才好啊！”

这点说到了毛主席心坎上了，他之所以为老乡四处寻找良医，就是因为队伍中缺少医生，尤其像他这样的良医，就更少见了。

毛主席听完戴医生的建议，点点头，又继续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我们找不到医生，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医生。”

说完，毛主席真诚地看着他，戴医生沉默片刻，回应道：“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为红军服务。”

听到医生的回答，毛主席高兴不已，他举起酒杯，笑道：“今天原本是我上门拜访，不想竟得到了一位‘红色华佗’，欢迎你加入红军队伍！”

这一次见面后，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曾山主席联系。

两人会面的第二天，他就动员吉安城内的其他医生，一同拜访曾主席。

在青山大庙里，他们集中诊断了红军的伤病员，共计1400多人。

由于缺医少药，大多数战士默默忍耐着病痛，等待救治。

看到这些伤员，戴医生很心痛，很快他就组织起了筹建医院的工作。

医院落成后，他担任院长，其他人各司其职。那里设置了4个连，分别收治了不同程度伤员。

医院里缺器械和药，他便拿出自己的医院里的东西给人治病。

一个月后，在他与全体医生的努力下，多数伤员都已康复。

他们的努力下，红军的战斗力恢复得很快，这让他感到很满意。

自从他参加革命后，他就将自己的生命同个革命事业维系在了一起。

1931年3月，他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他的信仰发生了转变。

1933年他的津贴是每月80元，这是军中的最高标准，他主动降低标准，与战士们共患难。

后来，红军建立了中央苏区，在那里他与傅连暲等四名同志，被称为“四大金刚”，这个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

四大金刚

1930年底，红军展开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红色医院撤离了吉安，转而到了东固附近的富田。

随着敌人“围剿”的规模变化，伤兵越来越多，红色医院根据需要扩建了4个分院。

但很快，随着局势的发展，医院无法再定点驻扎。

第3次反“围剿”中，红军采取运动战，拉长线，调动敌人。

这就意味着，医院也要跟随大部队流动，这给戴济民医生他们增加了救治难度。

由于长年分散在深山密林，加上当局的封锁，他们药物稀缺，救治伤员往往不够及时。

在这样的困境下，作为院长的戴医生，带头想办法解决药物问题。

西药难买，他就尝试用中药医治，只不过他并未接受过中医的训练。

但他不懂就问，虚心求教，每走到一处，他就拜访当地有名的中医，向他们询问救治某类病人的方法。

不仅如此，他还在群众中间收集偏方，带头冒险岛山林之间采草药。

他在治疗伤员时，采用了中西结合的办法，医术高超。

正是这样，他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与傅连暲等四名，同样医术绝佳的同志，被称为医界的“四大金刚”。

傅医生曾给无数红军将士治病疗伤，其中也不乏勇猛无敌，令敌人害怕的指战员。

1931年，罗瑞卿将军在战斗中受伤，他的面部神经遭到了损伤，嘴巴只能微微张开。

因此，吃饭的时候，只能小口小口地吃，吃得很慢。

往往他还没吃完，部队就又要出发了，这给他生活和战斗方面都带来了不便。

再加上形势变化大，红军经常挪地，一时半会他都没做成手术。

知道第二年，他脸上一块碎骨暴露出来，实在不能拖了，这才找来戴医生帮忙看看。

经过医生的仔细观察，很快对将军的脸进行了手术，取出碎骨，伤口便逐渐愈合。

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迫不得已，开始了长征。

老蒋在他们身后追得很紧，还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4道封锁线，以为这样就能困住红军。

在路上，红1军团承担起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

九峰山一战，红1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将军的脚不慎被刺破，条件恶劣，很快感染化脓。

这使他没办法走路、骑马，也不能正常战斗，只能躺在担架上休息。

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部队到一位壮族老乡家里，在那里戴医生给聂政委的脚动了手术。

红军长征路上，是他进行救治最频繁，也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1934年11月底，红四团在湘江，负责阻击湘黔公路的敌人。

时任该团政委的杨成武，亲自到战争一线指挥，一颗子弹击中了右腿膝盖下方。

顿时血流如注，无法止血，更不用说走路了，与此同时，敌人见状冲了上来，喊着要活捉杨将军。

为保住杨政委，部队先后派出4批战士冲锋，这才将政委给救了下来，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那时，戴医生担任红一军团的卫生部医务主任，得闻杨政委手上。

他和姜主任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立即为政委检查伤口。

很快，他们发现子弹从政委的右小腿中间，贴着筋骨搭了进去。

子弹飞出的口子有鸡蛋那么大，肉朝外翻着，而绑腿外裹着的裤子全被血给浸湿了，紧贴在腿上。

为了给政委做手术，戴医生先给他喂了点水和东西，补充体力，而后用剪刀在他膝盖上边的裤腿剪了一圈，再减去了半截裤筒。

至于粘在腿上的绑腿和裤腿，则用盐水浸透，一点点剥下来，顺便用盐水把伤口洗干净，再上药包扎，整个手术持续了2个小时。

除了救治指战员们，戴济民医生还曾与其他同志一起，救了周总理一命，那时周总理到底遭遇了什么？

冰敷疗病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抵达了夹金山，那是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

就在翻山越岭，抵达毛儿盖，时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的周总理，因为操劳过度，发烧生病了。

在长征途中一直伴随着他的两名警卫，晚年曾回忆过那时的场景。

一天的行军结束后，他们两名警卫照常回到住处，带回了晚饭，自然是青稞麦、豌豆苗一类的东西。

周副主席看了一眼说：“不想吃，你们给我搞杯开水来吧。”

水端来后，他边看文件，边叫警卫去休息，他一会儿也要躺下了。

一开始，警卫员心里很高兴，想着副主席休息得早，能多睡会儿。

没想到只隔了一个多钟头，他又听到周副主席叫他进去，说还想要一杯开水。

副主席一张口，他就发现不对劲，一摸额头发现发烧了。

医生来测量体温，发现已经烧到了39度5，邓颖超大姐闻讯骑马赶来，守着照顾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高烧仍未退去，毛主席等首长都来看他，急得团团转，主席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同志能不能回来？”

然而，那个时候傅医生已经跟着朱总司令南下，走得太远回不来了。

但卫生部里一支队那边还有个医生，那就是戴济民。

他们那个时候只知道他姓戴，是跟着罗炳辉将军从吉安来的，他的到来让大家安心了不少。

戴医生来到周副主席房里，除了他现场还有王斌、李治等同志，一起诊断病情。

一开始，大家以为是“疟疾”，这是长征路上的常发疾病，异常凶险。

邓大姐也在灰色羊毛背心上发现了虱子，她掐得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但很快，他们发现不是疟疾，是感染了阿米巴原虫，肝发炎，肝脏肿大。

而草地条件恶劣，没有办法动手术，那个时候戴医生就提出了一个办法，用冰块局部“冰冻”，再用特效药，通过肠子，把那一部分的脓给排出来。

那时，周副主席已经烧了3、4天，完全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来试一试。

大清早负责采冰的同志，到了凌晨两三点才回来，冰块敷上后，一直到第二天下午5、6点，病人肝里的脓终于排出来了。

这下子，周副主席的烧才完全退了下来，戴医生和其他几名同志轮流照顾了一夜。

王、李二同志的医疗任务很严重，一个要为王稼祥治腰伤，一个还有很多医疗任务要做。

因此，戴医生就留了下来，作为周副主席的陪护，照顾到康复。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一直陪伴在副主席身边，直到康复痊愈。

长征结束后，1937年国共展开第二次合作，戴医生回吉安探亲，见到了项英、陈毅将军，随后参加了新四军。

在那里，他负责卫生领导工作，但从不摆架子，始终以一名普通医生的身份，服务每一位伤病员。

戴医生在年纪较小的同志中很受爱戴，大家还给他取外号叫做“同志爸爸”。

原因是，他很照顾年纪小的同志，渡河时常常背着小同志们，问诊查房时，除了治病，还会同这些小同志聊天、讲故事。

这极大抚慰了一部分年轻伤员的心，让他们有了家的感觉，这才有了“同志爸爸”的称呼。

在这之后，不管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他都尽心竭力地帮助群众、官兵，救治了许多病人。

建国后，他担任了卫生部计划监察局局长，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救助更多群众。

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他是红军的“红色华佗”，更是人民的“红色华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