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台湾举办的的一场“蒋介石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大陆方面的专家提出,许多证据证明暗杀宋确有此事,但此事是否直接受命蒋指使,却要画一个问号。
且不说这位专家的结论是否正确,理由似乎是很难站住脚的。首先,蒋介石的日记究竟有几分可信,是很值得怀疑的。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蒋介石的日记,根本就是有意识留给后人看的。
事实上,蒋介石不仅写日记,还在很多公之于众的电文上动手脚。他的结拜哥哥黄郛就曾因此发脾气,认为蒋介石不应该一面推他当“历史罪人”,一面用“正义”的电文来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历史证明,黄郛的怒气并非信口开河,如今黄郛的形象总还摆脱不了“亲日卖国”的标签,而蒋介石早已成为“抗日领袖”。
蒋介石与把兄黄郛
此外,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指示手下特务暗杀,他是绝对不会像平时一样下个“手令”的。戴笠统领的军统就有一个宗旨,称为“秉承领袖意旨,体验领袖苦心”。“意志”与“苦心”也就意味着,有很多事是蒋介石想干,却又上不了台面的,就需要戴笠手下的特务们去完成。
根据相关人员后来的回忆,蒋介石曾多次布置对宋庆龄先生的暗杀,最后中止的原因,大都是“蒋总裁怕自找麻烦,决意取消”。这其实也就跟专家说的,无论从个人政治地位,还是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前途考量,蒋介石最后这样做不划算。
在电视剧《换了人间》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毛人凤当着蒋介石父子的面,问“可否对她执行暗杀呢?”老蒋开始装傻充愣,转过头来却又跟毛人凤研究起暗杀方式来。电视剧虽然有虚构演绎的成分,但这样的行为对于老蒋来说,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蒋介石阴谋暗杀宋庆龄的前因后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彻底暴露其反革命的面目。在北伐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与汪精卫为核心的武汉政府闹分裂,更加表明了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政府,满口的“总理遗教”与革命道理,除了让人听着觉得讽刺外,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蒋介石的行为,很快就激起了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及全国革命志士的一致反对,孙夫人宋庆龄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遗憾的是,宋庆龄的家人,包括大姐宋霭龄、弟弟宋子文跟小妹宋美龄,此时却都戏剧性地站在了蒋介石一面。
彼时的蒋介石虽掌握着军队大权,但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因此,当手握重兵的冯玉祥通电支持武汉汪精卫,同样有兵的桂系逼宫后,蒋介石只得下野。此时的他采用的却是“以退为进”的套路,而他的资本就是与宋美龄的联姻。宋家不仅是江浙的大财阀,与美国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宋子文更是汪精卫政府的财政部长。
跟宋美龄结婚,有了江浙大财阀的支持,再加上蒋介石背后的青帮势力,也就等于是控制了汪精卫政府的财路,到时候就是他们求着蒋介石复出了。于是,蒋介石将满口的孔教伦理、在奉化溪口与母亲一起拜过的佛家教义暂时收起来,皈依了基督耶稣,如愿以偿当上了宋家女婿。
而在宋家兄妹看来,将蒋介石扶上台,有了这一层亲近的关系,对自己地位的巩固,家族的生意自然是大有裨益。就在宋子文忙着为新主子奔波时,二姐宋庆龄正在遥远的莫斯科,冒着严寒为实现孙中山“联俄联共”的革命目标而努力。
宋庆龄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将他们视作帝国主义的帮凶。她在不久后到了柏林,当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在那里,宋庆龄跟另一个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一起,计划在中国建立第三种势力。
宋庆龄在国际上的行为,让蒋介石很头疼,他利用为孙中山移灵的机会,诱使宋庆龄回国,试图拉拢。但聪明的宋庆龄显然清楚蒋介石的别有用心,所以在离开德国前,她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与蒋介石及其政府划清界限。
蒋介石安排了盛大的欢迎现场,他希望好好利用宋庆龄回国的宣传价值。宋庆龄却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遇到的报界记者声明自己的立场。但她的声明没有产生多大效果,西方媒体掌控着舆论导向,而他们都认定宋庆龄是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并没有刊登她的声明。
宋庆龄
参加完孙中山先生的移灵葬仪后,宋庆龄回到上海莫里哀路的房子里。她保持了两个月的缄默,然后在国际反战日的8月1日,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新的公开攻击。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宋庆龄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
这份电报的尖锐内容,加上孙夫人本身的地位,很快就引起了轰动,也遭来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击。她的房屋受到监视,来访者也被跟踪。蒋介石的忠实好友,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养私生子的戴季陶携夫人登门拜访。
在一番虚伪的寒暄过后,戴季陶开始控诉宋庆龄不该发出那样的通电。戴季陶当过多年孙中山的秘书,很早以前就与宋庆龄相识。这位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一度是左派分子,早在共产党成立前就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并在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上,表现非常积极。但此时的戴季陶,却在宋庆龄面前用最恶毒的话语攻击共产党,污蔑她的电报是共产党的捏造。当然,最要紧的是要劝服孙夫人“悬崖勒马”,支持蒋介石为领袖的政府,最少也不要再发表类似的宣言。
宋庆龄狠狠地驳斥了戴季陶,告诉他,“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把侦探来包围我。”戴季陶出门前,神经质一般地吐出一句恶意的道别话来:“如果你不是孙中山夫人,而是别的什么人的话,我们会砍掉你的头。”
戴季陶
宋庆龄微微一笑,答道:“如果你们真是向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革命者,你们尽管砍掉我的头好了。”
戴季陶无法“砍掉”宋庆龄的头,蒋介石却通过杜月笙之手,由公共租界内英美警察当局将宋庆龄的同志邓演达逮捕起来。宋庆龄为了救邓演达,亲自到南京会见她所憎恶的妹夫,一再恳求放邓一条生路。据史沫特莱说,当时蒋介石不动声色,只说了句:“我已下令将他处死了。”
是的,宋庆龄有“孙夫人”的身份掩护,蒋介石真正要动她,势必会遭致难以承受的压力。但对于宋庆龄身边的人,蒋介石却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
1933年6月18日,位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一位身穿麂皮夹克和骑马裤的男子走出了大门,身后还跟着一位活泼可爱的少年。两人刚刚踏上停靠在中研院大门口的汽车,突然,意外发生了,几名持枪的歹徒从不同的方向冲过来,向着车内猛烈射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倒在血泊中,身下紧紧护着他15岁的儿子杨小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席正是宋庆龄,而杨杏佛遇刺的地点,距离宋庆龄的住所仅咫尺之遥。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蒋介石此举的目的所在。
杨杏佛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是公开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援救所有被国民党关押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民众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同盟的领导人及其成员又都是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因此,同盟的存在,让国民党政府既感到惶恐不安又恨之入骨。
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在任期间,全力以赴地协助宋庆龄宣传反蒋抗日的民主思想,并竭尽所能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关押的进步人士。由于杨杏佛鞠躬尽瘁的工作,致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一进步组织成为蒋介石极为痛恨的眼中钉。
事实上,这场刺杀杨杏佛的行动蓄谋已久。早在1933年的4月至5月间,戴笠就已经接到了暗杀命令,这个老奸巨滑的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
蒋介石认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暗杀。
事实上,在杨杏佛被杀之前,他跟宋庆龄,以及另一位极具威望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蔡元培都收到了恐怖信。蔡元培当时年龄也大了,孩子还小,杨杏佛和宋庆龄为了保护他,就请他写了一封辞职信。
杨杏佛(右一)与宋庆龄等合影
让蒋介石失望的是,宋庆龄并没有被吓到,她发表了一篇《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杨铨即杨杏佛)。
蒋介石是一贯有暗杀传统和“精神”的。早年投靠陈其美时,就亲自在医院暗杀了与陈其美争夺浙江辛亥革命领导权的政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攫取国民政府政权后,蒋介石随即就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专门从事暗杀政敌的活动。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建立后,暗杀政敌,更是其“日常任务”之一。凡是与蒋介石政见不同,有利益冲突者,皆在其暗杀之列。
沈醉是军统戴笠的心腹爱将,曾担任上海站行动组组长,行动组也就是专门搞暗杀的部门了。前面提到的杨杏佛被暗杀,就有沈醉的参与。沈醉在解放战争末期成为战俘,经过多年改造后被特赦出狱,在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提供了大量军统内部不为人知的文史资料。
晚年沈醉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沈醉提及蒋介石对宋庆龄仇恨万分,多次想下毒手,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迟迟未敢下手,却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去恐吓、侮辱,宋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所吓倒,而且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派人将杨杏佛打死,试图恐吓宋庆龄。
在书中,沈醉对于这件事仅仅是一笔带过。此后,沈醉又专门撰文详述了特务处对宋庆龄所做的阴谋活动,特别是蒋介石指示戴笠对宋庆龄进行的许多罪恶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有沈醉的参与。
譬如,沈醉他们除了每天要写“监视日报”外,还有侦查与宋庆龄往来的人。为此,沈醉曾两次给宋庆龄寄子弹,目的是为了恐吓她离开法租界或者出国,那样特务们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戴笠要求沈醉,一定要想办法打入到宋庆龄家中。于是,沈醉想要收买一位宋家的佣人。那位女佣才20岁,沈醉原以为安排一个经验丰富的女特务,拿下一个20岁的女人肯定不在话下。但女特务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宋庆龄的警觉,她告诉女佣,坚决不要再和女特务来往。
万般无奈之下,沈醉又祭出一招“美男计”,目标还是上次那位女佣,因为他打探到女佣刚刚和不正经的丈夫离了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在沈醉的精心设计下,一位男特务还真跟女佣产生了“感情”。
就在特务准备将关系更进一步时,女佣跟宋庆龄讲述了自己交男朋友的情况,宋庆龄仔细查问了两人相识的经过,叮嘱她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这个情节显然不在沈醉的预计之内,他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当时真的很不理解,像宋先生这样有地位和工作繁重的人,怎么会亲自过问一个女佣的事情。
“美男计”最终还是失败了,就在他们准备订婚的前几天,女佣哭着骂特务是坏蛋,欺骗自己。从语气上看,女佣显然是已经发现了特务的真实身份。至于是什么地方漏了马脚,沈醉在多年后也没想明白。
当然,在蒋介石和戴笠对宋庆龄的迫害中,“美男计”不过是小菜一碟。戴笠专门找来沈醉,问他:“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沈醉也“不愧”是戴笠信任的爱将,稍微思索了一下,便提出一条“毒计”: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给她造成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
不得不说,沈醉真是将“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做到极致了,难怪他能在20多岁就成为军统少将。戴笠一听,也兴奋得拍案叫绝,当即让沈醉详细讲述一下具体操作流程。
沈醉的阴谋是,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由他亲自驾驶,在租界内紧跟宋庆龄的车,等宋的车停下来等红灯时,猛冲上去。在他的计划中,将德国车的挡风玻璃换成保险玻璃,不会产生碎片,自己再穿个防弹衣就不会有危险。而之所以要等宋庆龄的车停稳后再撞,是因为这样才能造成最大的杀伤,如果在行进中撞,人很可能会没事。
戴笠对沈醉的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沈醉愿意亲自充当凶手。沈醉则回答:“士为知己者死,死而无憾!”还表示为了工作,自己坐几年牢也没关系。
很快,戴笠就通过杜月笙搞了一辆德国造汽车,挡风玻璃也换好了。沈醉拿到车后,也很快就做好了一切侦查准备。大约过了一年之后,戴笠到上海找沈醉,让他将车子归还,任务取消。当问道取消原因时,戴笠反问了一句,“有什么把握能只把前面车里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
说到底,蒋介石还是怕杀害宋庆龄先生后,在多方压力之下不好处置。即便沈醉一再保证决不会说出来,即使要抵命也决不后悔,戴笠还是一个劲地摇头,并暗示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所以才决定取消这一计划的。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将毛人凤叫到身边,嘱咐他“拟定出一个详细的名单,对那些心存异志、危害党国的危险分子,不能心慈手软。”
接到指示后,毛人凤在上海,自己侄儿毛森的公馆里,炮制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那份最后的暗杀名单。这份名单既包括蒋介石的政敌,如李宗仁、白崇禧等,也包括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张澜、罗隆基,还包括有起义倾向的将领,如程潜、唐生智,甚至昔日蒋介石麾下“五虎将”之一的卫立煌,也在这个名单之中。林林总总,共计有84人之多。
蒋介石审核后,又亲笔添上了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三人。毛人凤当时大为惊异,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三人也要添上?”
蒋介石不满地瞥过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你毛人凤还有菩萨心肠?”毛人凤顿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毛人凤当初并没有将宋庆龄上榜。一则宋庆龄国内外威望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俱是国民党大员,毛人凤不敢造次。同时,他正极力走宋美龄夫人的路线,很不愿开罪于人。
既然蒋介石将名字添了上去,毛人凤也就只得执行。被人称为“毛骨森森”的毛森献上毒计,准备利用共产党打进上海城的时机,暗杀宋庆龄,然后嫁祸给解放军。说是孙夫人死于解放军攻城的流弹。
5月12日,解放军向上海发起进攻。26日,解放军全面突进市区。毛人凤立刻请示蒋介石,但得到的答复却又出他的意料之外,行动暂缓,静候待命。毛森得知后感到震惊,毛人凤倒是轻松了不少。
原来,在蒋介石准备实施这疯狂之举前,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从广州打来的专线电话:“蒋先生,外间传言甚多,上海将沦于共产党之手。不知,孙夫人将何以处之?”蒋介石习惯性支支吾吾一阵,孙科又追问:“现在外面传言甚多,各方也多有猜测。对于孙夫人的去留和个人生计,大家都很关心。更有人讲,毛人凤的保密局对她有不利之举。”
从孙科的语气中,好像知道了一些什么。蒋介石犹豫了,他想着如果此时真的暗杀了宋庆龄,谁都会清楚是他干的,那样将会面临的麻烦,恐怕又难以处理了。细思之下,蒋介石只得极力澄清,并请孙科去劝一劝宋庆龄,能否一起去台湾。孙科还真去劝了,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除了孙科外,远在美国的宋美龄通过大姐宋蔼龄寄来书信,宋美龄先是在信中坦言她赴美争取美援,受到了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冷遇。最后,宋美龄关心地谈及了她的二姐,特别警告蒋介石不要用下作手段,否则“阿姊有什么差错,我是绝不会答应的”。
关于蒋介石最后为什么没有暗杀宋庆龄,在很多历史文章中,似乎都有意夸大宋美龄的作用。而在影视剧中,也多有称蒋介石最后布置暗杀任务,最终没能得逞的情节。其实究其根本,还是蒋介石在综合考量之下,觉得暗杀孙夫人所带来的的外界压力,恐怕是他难以承受的,于他的政治前途太过不利,这才作罢。
参考资料
《宋家王朝》,斯特林·西格雷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蒋介石要除掉宋庆龄,为何先杀杨杏佛?》,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
《蒋介石阴谋暗害宋庆龄》,沈醉,文史精华
《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陶朱问,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