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苏轼写西施的名句，首推“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西湖本美，而有了西施，西湖就更美了。不过这两句诗还没有提到西施的结局，苏轼别的诗句却有所透露。苏轼的《次韵代留别》“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在这里，苏轼认为西施最后的结局是追随鸱夷坐船而去。而此处的鸱夷正是号称“鸱夷子皮”的范蠡。在苏轼的另一首诗歌《范蠡》中，苏轼又云：“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在其词《菩萨蛮》中又云：“莫便向姑苏，仍携西子。”《减字木兰花》：“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苏轼对于西施的这种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赞颂。

琴调相思引

未成梅雨，先做麦寒轻。

小舟无绪，闲带牡丹行。

元丰二年，苏轼由于和当时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同，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于是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开荒种地，游乐于山水间，咏唱江山，感怀英雄，抒发郁闷心情。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