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间的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在福建连江县，七品芝麻官郑赞园县令主张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实行无为而治、不治而治的政策。

这一天，郑赞园县令和道委禁烟员林某本来正在乡下出巡,带队清除县城附近的毒花。郑县令因为有重要的公事就先回县衙来了,林某按计划取道琯江到各乡去巡视。

正在办事，有个白发斑斑的老农民到堂上喊冤说:“我是个罪人呀,因为我没有儿子,就把族侄王质过继过来,结果他却让我有饭不得吃,有衣不得穿,我告了他四次,都没能得到公正的判决。现在,他却向禁烟长官诬告我违禁种烟,禁烟的长官就要去烧我的房子了。”

郑赞园问他姓名和住处,他回答说,他叫王义,世代居住在琯江,他住的地方是人们从福州到连江往返的必经之路。

当时禁烟正严,私自种植罂粟的人,大多把种子下到避人的地方,如果有人发现秘密报告长官,经检查情况属实的,就把种烟人的土地没收充官,然后卖给乡里的富户,把卖田得来的十分之二奖励举报的人。

当时还规定，种罂粟的人家如果逃走了,就把他家的房舍焚烧掉,然后把烧剩的椽子和断瓦放在路旁,惩戒明知故犯的人。

听老人的话,郑赞园知道王义住的地方,正是林某去巡视的地方,如果匆忙间误烧房子，麻烦会很大。

郑赞园便急忙坐上马车,让王义在后面跟着,去了琯江。

琯江离县城不远，发现乡里聚集了很多父老乡亲,见县令来到,一片喧哗,都说:“县官来了,今天不处死王质,我们都不得安宁。"

郑赞园的车离王氏祠很近了,只见乡民越来越多,把祠门围得水泄不通,车子被挤得无法靠近祠堂。郑赞园的随从吆喝众人，郑赞园急忙制止住,自己下了车,步行进了祠堂。

道委禁烟员林某和王质都在里面。

林某一脸怒色,等郑赞园坐定了,告说:“王质报告,他叔叔私下种植罂粟,我想去看一下,可乡民都拥在祠门口,堵住路不让我们出去,这是要抗命种植鸦片呀！要不严惩为首的人,以后这里的各个乡里我们就去不得了。”说完,林某马上就要行动。

郑赞园遇事冷静，习惯于调查研究，微服私访的次数很多。此次虽然是正式巡查，他也不想过于匆忙行事，于是笑着制止了禁烟员。

郑县令对王质说:“你叔叔就在这儿,你干吗不把种鸦片的情况,明确地告诉我。有我在这儿,你叔叔不敢对你怎么样，而且,如果情况属实,我还会重赏你,赏金你立刻就可以带回去。"

王质说:“我叔叔很固执,我劝他好多次不要种植鸦片他都不听,我是怕他连累了我才来报告的,不是为了得那点儿赏钱。”

郑赞园要求王质带他们到地里现场去看。

王质犹豫说:“我叔叔的亲信很多,门外人都是来帮他的,我出去,他们肯定要为难我。”

郑赞园于是对王义说:“你没有犯禁,为何让这么多人来挡官,还不让他们散了回去?要不,我就先以违抗上边的命令治你的罪。”

王质听了这话很高兴。王义怏怏而出,郑赞园叮嘱手下，让他快步跟上王义,悄悄地安慰了几句。

王义来到门外大声说:“各位乡邻请先回去,让县官出来，县官明察,就要为我昭雪了。”

众人不信,王义就和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耳语了几句,那人又把王义跟他说的话转告了众人,众人才算散开了。

在王义出来的那会儿功夫,郑赞园又问王质:“你叔家富吗?”王质答:“富。”郑问:“你过继给他几年了?"王质答“九年。”郑问:“你叔待你怎么样?”王质答:“开始的时候很好后来,叔叔又娶了妻,想自己生个孩子,就不怎么管我了。”郑问：“现在还住在一起吗?"玉质答:“虽然住在一起,但已分开单过了，我自己养活自己,叔叔也不给我贴补。”

郑赞园要求叔侄二人跟随一起到了举报王义私下种植罂粟的田里。

只见这块地靠近大路,因为新秧还没播种,去年剩下的草还留在地里。

王质指着后田埂的两个小畦,那里土一块一块地,远看什么都没有。

众人近处细看,果然有烟种。王义一脸愕然，正要解释,郑赞园把他拦住了。

郑赞园就和禁烟员林某指点着村庄,问王义的家在哪里。王义指着一座大房子。

郑赞园说:“我正好走累了,你家离这儿比祠堂要近些,我想到你家休息一会儿,你给我带路吧。”县令让王质也一起去。

当时乡民来看的人很多,见县令要去王义家,就都跟着一起过去了。

到了门口,只见是个高门大院,进到院里一看,院两边都是粮仓,仓边的小屋有很多椽子,屋里很华丽,只是没有什么摆设。

郑赞园忽然问王质:“你的房子在哪儿？"王质脸色很难看,也不立即答话,大声催问他,他才指指旁边的小屋。

郑赞园站起身来,招呼林某和他一起进去王质家,见一女人神色仓惶,正把手探进灶下。

他们靠近一看,则发现是一束罂粟种,有的还没弄破,有的已经弄破取出籽了,只剩下枯干的外壳,

王质家床下有一个烟盘,烟膏和烟具都准备得很齐全。

王质神色一下变得很沮丧，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县令和禁烟员能到老百姓家里来。

那个年代，讲究皇权不下县，何况当官的多是高高在上，很少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的。

郑赞园又让人搜王质身上,发现身上有一小包。小包里还剩着很多罂粟籽。

郑县令笑着说:“王质,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说你叔富有，他又不是穷得没办法,何必冒私种鸦片这么大的险?第二，偷种罂粟的大多挑选荒僻的地方,谁会种在官差必经之路呢?第三，明明知道种了这东西,田就会被没收,他干什么为这一点儿东西,轻易地失掉肥沃的良田呢？第四，别的地方烟苗已经有一寸多长了,他种的烟却还没发芽，现在春雨绵绵,哪里有经过好长时间，烟畦的土还一块块地带着刚锄过的痕迹没有松解的呢?第五，你烟容满面，荡家破产,是不是你叔都难以满足你的需求,你对他早有怨气了,听说禁烟员要来，你便临时种上烟,为的是向上邀赏,而且陷害你叔叔？！”

郑赞园说完这些，围观众人都惊讶极了，没想到县令在短时间内观察和分析得如此精准。貌似无所作为，却五个问题点出了要害。

郑县令又说:“王质，现在你的阴谋都暴露出来了,罪责难逃,即使你想不承认,还能再饶恕你吗?"

王质听了,脸色惨白,不敢再说话，低头发抖。

郑赞园于是让人把王质捆起来,先押回去,自己很快也回到公署,检查旧案底,一看王义已经多次状告王质吸烟荡产了。

第二天,琯江的人听说王质被收审,又有十几家人来告他偷牛偷草的,郑县令于是提出王质,按法律判决了他,把他下到狱里,让王义另选继承人。案子结了之后,整邑的人都称赞郑赞园断案神明。

郑赞园县令和道委禁烟员林某继续巡视全县，铲除鸦片，成效明显。他对林某说出他的思路，所谓无为而治，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乱来，“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县也是如此，严禁鸦片也是同理，关键要顺应民意，依靠老百姓的力量。

此事见于《清稗类钞》。

实际上，清朝末年禁烟运动最终失败了，整个过程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此案中，王质举报一事，虽然是明显的陷害，也是无赖汉的惯技，最终王质被严惩。但是其中也反映出一项政策上的失误，即不鼓励私人举报种植鸦片，不动员全民参与杜绝鸦片，而仅仅依靠官府和巡查的禁烟员，其组织和动员是远远不够的。

从道光十年1830年开始，清政府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这个调查是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提出的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种植鸦片的要求进行的。

道光皇帝命令各地方官员在对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的后，立即加以惩办。同年十二月，清政府制定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

然而，道光的一系列禁令和措施并没有能遏止住鸦片毒流。它的实际结果是，使鸦片由公开、半公开的贩运变为完全的走私，鸦片形成一股斩不断、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进中国，泛滥成灾。

更严重的是，清政府对鸦片的输入及吸食、种卖，只是屡颁禁令而缺乏切实的检查落实措施，这样，就使得禁烟成为只是皇帝的禁烟，而没有能战为上下一致的行动。鉴于上述原因，清政府的禁烟长期以来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直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禁烟运动才终于较为全面地开展起来，其效果较以前有所改观。当时，广州鸦片市场“已完全停顿，也没有一艘走私船能够往来行驶”，一些鸦片走私船艇，因遭到广东水师的有力攻击，“不得不折回伶仃根据地，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

但是道光年间的这次禁烟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其原因一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敢对英国等列强提出自己的要求，致使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中途夭折。二是清政府的官僚体系腐败根深蒂固，许多官员争先恐后地出卖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与列强勾结，也是禁烟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清政府不敢发动和依靠群众，清政府在制定禁烟的章程中，严禁群众参与告发，“只准官弁访拿究办。”把广大群众抛在了一边。

其后一百年，晚清到民国都开展了禁烟运动，但是无论如何查禁，都改爱不了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毒品自产自销的世界大国的事实。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短短的三年时间，就一举铲除了为祸百年的鸦片毒品，依靠的是一流的组织和发动，依靠的是党心、民心的高度一致，依靠的是轰轰烈烈的群众参与，依靠的是一群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