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在古代封建皇权社会中，中央权力分散，政令不统一，往往是招致混乱的根源；权力集中，才能有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古时候封建专制的不断加强，本质上是封建社会谋求自身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

历史上的君主为了巩固统治，集中权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许多不惜采用血腥的手段剪除异己，即便对待血亲挚友亦毫不留情。

当然，其中有一些开明的君主，能够用和平的方式收拢权力。比如北宋的开国之君赵匡胤，在宴席上靠三言两语，让手握兵权的几位重臣主动申请退休，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巧妙地达到了目的，亦是一种人性化的体现。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历史上比较少有通过和平方式集权的事件之一，这种做法对实施者的要求比较高，君主必须有极强的对局势的把控力和一定的胆识，才能四两拨千斤地解除潜伏在自己身边的隐患。若不能做到这点，便只能举起屠刀，采用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

在清朝建立之初，清太宗皇太极也采用过类似的手段，用不流血的方式将权力收归己有，不过并不是像赵匡胤那样请客吃饭，而是利用一个关于座位的问题，巧妙地确立了自己与两个兄弟之间的君臣之分。

要讲皇太极如何加强皇权，首先需要了解清初的政治制度。清朝虽然在皇太极手上创立，但实际上是延续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生前，在确立自己继承人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因为其政治理想，并不希望一人专权，而是创造一个八王议政的类议会制度，用议会选举的方式来选出后金的领袖。

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作为八位固山贝勒之一，由于其战功显赫，实力强大（一人掌握八旗中的两旗），加之有大贝勒代善的支持，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

然而，皇太极的皇位来自兄弟的支持而非父皇的遗命，一方面在正当性上存疑，比如后来的摄政王多尔衮就曾说“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证明满洲中不乏不满皇太极统治之人；另一方面皇太极虽然称帝，但八王议政的遗命仍存，四大贝勒中的另外三位——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都有很大的权力，来制约皇权。

皇太极要想集中权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从另外三大贝勒手上夺权。但根据努尔哈赤的祖训，爱新觉罗家的子弟不可互相残杀，否则人神共愤，皇太极不能以暴力手段驱除异己，只能静待时机。到天聪五年（1631年）时，终于迎来了这样的机会。

首先，是二贝勒阿敏萌生异志，获罪被囚，四大贝勒仅剩其三。但此时，代善和莽古尔泰势力依然庞大。上朝时，在皇太极的御座两旁各设一座位，皇太极、代善和莽古尔泰三人南向而坐，如同三位君主一般。皇太极决议要改变这种现状，明定自己与代善和莽古尔泰之间的君臣之分。

在皇太极的授意下，礼部参政李伯龙首先上奏，称：“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仪制。”

清朝开国之初，处于草创阶段，官员上朝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李伯龙的奏折也没有刻意针对谁，只是投石问路，引出大家的议论。刚好就在最近，莽古尔泰因为在御前持刀议罪而犯错，便有人提议，说莽古尔泰不应与皇帝并坐。

在有人提出这一意见后，皇太极非常圆滑，自己并不发表明确的意见，而让代善负责牵头，与众臣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代善本来也是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并坐的大贝勒，如果莽古尔泰不能与皇帝并坐，那代善也没有了与皇帝并坐的理由。

代善这时发现自己中了圈套，但已无可奈何，只好奏称与皇上有君臣之别，此前并坐并不心安，希望以后皇上一人朝南而坐，代善自己与莽古尔泰在御座之下设两座位，对向而坐。自此以后，代善和莽古尔泰便不能再以大贝勒身份与皇太极平起平坐，掣肘皇权的能力，也极大地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