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出立福临的是两黄旗大臣，据《清实录》记载：“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图赖等六人还“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这与《清史稿·索尼传》、《沈馆录》等书所载，两黄旗大臣“誓立帝子”，是一致的，而代善、济尔哈朗欲立帝子的态度也十分明确。质言之，在八旗之中，除两白旗外，其他六旗都主张立帝子。

这表明，虽然努尔哈赤在天命七年（1622）立有诸王共议嗣君的制度，但经皇太极十多年的封建化改革，皇权的强化和巩固，在八旗贵族集团内部，大多数人已认识到帝位由皇帝的子孙世代相继，是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稳定的重要保证，封建正统观念，已深人心。“议立”制，正在向传统的继承制过渡，福临的继位，宣告“议立”制的结束。两黄旗大臣在豪格家中“私相计议”时，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提出豪格，却一致提议以“豪格为君，福临为太子”。按这一方案，豪格只是个过渡人物，帝位最终要让给福临，而豪格对此似乎也没有表示异议。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

我认为这无疑是皇太极生前的遗愿。皇太极对豪格不满，而偏爱幼子福临，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李朝实录》中有条材料，很值得注意。早在崇德三年（1638）二月，朝鲜左议政崔鸣吉自沈阳回国，国王李信问他在沈时所见所闻。崔说：“闻长子不肖，故以上年所生子有立嗣之意。”“上年所生子”，即指福临。《李朝实录》的这条材料，同《清世祖实录》卷一所载：“太宗皇帝甚钟爱，而属意焉”，是可互为印证的。这就是两黄旗大臣提出立“福临为太子”的依据。所以，六岁的福临之被拥立，并不是什么阴错阳差的偶然现象，更不是多尔衮的功劳。

但在拥立福临的过程中，多尔衮确表现了他的明智和狡黠。所谓明智，是他认识到“立帝子”是大势，自己却势孤力单，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不起来蛮干；所谓狡黠，是他看准了代善、济尔哈朗两黄旗大臣虽有拥立豪格为君之意，但态度并不坚决，于是表示赞成立福临，从而排除了豪格，为自已谋夺了辅政大权。有的同志认为，皇太极去世后，在“满族统治集团面临分裂的紧急关头”，由于多尔衮“断然决策，拥立福临。终于避免了内乱”，“成了一个挽救危局的人”。我认为这对多尔衮实在是过奖了。如果当时满族统治集团内部确曾出现过“分裂”和“内乱”的危局的话，那么“祸源”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自己。

顺治元年四月，清兵入关，翌年五月，占领南京。清王朝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打垮了李自成数十万大军，摧毁了腐朽的南明福王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其行动之神速，战功之显赫，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史中可谓罕有其匹！使向以雄才大略、英武骠悍著称的曹操、忽必烈也为之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清王朝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同多尔衮在这时期善于审时度势，博采众议，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也是分不开的。

首先，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决策，为清王朝统一全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顺治元年三月底四月初，在满洲贵族内部，对应否入关问题，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多尔衮也举棋不定，迟疑不决。于是，急召正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前来商讨决策。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极力敦促入关，指出当时的形势，犹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

为此，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以收揽人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作出了入关的决策，打着“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利用中原地区农民阶级和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极力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共建新的封建王朝。这就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变为两大阶级的对抗，为入关拆除了民族壁障。

在定鼎北京后，多尔衮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贯彻范文程提出的“统一区夏，又安百姓”的方针，实行种种安抚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为了稳定局势，多尔衮甚至下令停止推行剃发令，并“自责曰：“不顺民情，予之罪也。令蓄发加冠，悉如旧制。”顺治元年十月，清政府将入关后所实行的政策，又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以福临“登极诏”的名义，布告天下。诏书对故明宗室勋臣、文武官员、进士举人、食廪生员、山林隐逸，乃至商贩车户，在政策上作了种种优惠的规定。

同时正式宣布明末三饷“悉行蠲免”，并严禁“分外侵渔，秤头火耗。”全文共计五十五款。这篇登极诏，实际上是清政府的一篇极其完备的开国政策声明，其目的，正如诏文最后所说，是为了使“投诚皈命，无阻幽深，惟尔万方，与朕一德”。从诏文对明季社会弊病了解之透彻，各项政策规定之细致、周到，及不含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色彩等情况来看，显然是出诸明朝降官的手笔。因此，也可以说，这篇诏文集中反映了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是他们重建封建秩序的纲领。同时，又是满洲贵族集团和汉族地主阶级联盟的政治基础。

应当承认，多尔衮在入关后头一年，基本上执行了诏文中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因而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甚至连史可法在给福王的上疏中也感慨地说：“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未可得也”。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而这正是清王朝在一年之内，能顺利统一北方的根本原因。清军进入北京后，在军事上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巩固京畿地区，站住脚跟，这是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

后来，清王朝在统一战争中，都按照山西、山东的模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总督、巡抚派到哪里。这是它在尔后剧烈的军事斗争中；在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时，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明使臣陈洪范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在与福王的召对中谈到“陷北诸臣”的情况时曾说：“甘心献媚者，唯以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为容悦。”.可见持这种意见的多为故明降臣。从柳寅东“庙堂宜早定大计”一语，说明上述三种意见还在继续争论，未有一致。

到七月二十七日，多尔衮在给史可法的信中，指责南明政权的建立，是“天有二日”，罪在不赦，并露骨地以进军江南相威胁，这表明清廷内部的争论已告结束，多尔衮已决计采纳柳寅东等人的建议，西征，南下，统一全国。有的同志认为，多尔衮六月十五日给江南的诏书是为了麻痹南明的一种策略。我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有矛盾。因为多尔衮给史可法的信是在七月，而派兵讨伐南明，则是在十月以后，倘真要麻痹南明，那么给史可法的信还应继续高唱和平的调子，不必如此剑拔弩张。

清廷既已作出了统一全国的决策，接着便是具体作战方针的讨论。八月初一日，招抚山西应袭恭顺侯吴惟华陈西征五策，在兵力部署上，他认为：“贼闻我兵西征，必集众据守河口，我师争渡，非万全之道。宜令大兵一支，经趋蒲津，与贼相持。别遣大兵一支，从保德渡河，即由延安澄城、邰阳等处，直捣腹心，······”吴惟华三路分兵，会师关中的计划，确是十分凶险，狠毒的一着，所以赢得了多尔衮“尽心剿贼，共建奇勋”的褒奖。从多尔衮给史可法的信，和他赞赏柳寅东、吴惟华的作战方案来看，多尔衮原是准备采取先西进，后南下的方针的。

但到十月十九日，他却命阿齐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讨李自成。十月二十五日命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将士，进征江南”，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针，同时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出击。显然，这是一个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冀图侥幸取胜的冒险计划。但在多铎大军出发前两天，多尔衮接到河南巡抚罗绣锦的奏报，大顺军二万余人渡过黄河，对怀庆府发动猛烈攻击，清守兵岌岌可危。

然而，即使出现了这一新的情况，也未使多尔衮清醒过来，放弃两线作战的方针，他只是命多铎率师南下时，“便道往征”，在击败大顺军渡河部队后，“即遵谕仍赴南京”。这反映出多尔衮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后，他的傲慢自信，急功近利的思想情绪，已开始有所抬头。这次西征之役，只是由于多铎在潼关大战后，挥师西进，与阿齐格军夹击西安，才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击溃了李自成部。否则，按多尔衮的冒险计划，阿齐格单兵独进，孤军深入，其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