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黄埔一期的陕西籍将领杜聿明和关麟征绝对算是如雷贯耳，其中杜聿明成为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救火队员”，在东北、华北和华东都有他的身影；而关麟征则官至陆军总司令和中央军校的校长，后者也是蒋介石轻易不许于人的职务，黄埔四期的陕西籍将领胡琏、张灵甫等人更成为如今的“网红”，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吗？

实际上，黄埔一期的陕西籍毕业生只有11人，他们还不是从陕西出发前往广州的，而是结识于北京。陕西米脂籍的杜聿明本来要考的是北京大学，复习期间与关麟征、张耀明、马志超、马励武、马师恭、阎揆要（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开国中将）相识，并决定结伴投考黄埔军校。他们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出海南下。然而当他们历经波折穷困潦倒（路费花光）赶到广州时，黄埔一期的报名工作已经结束，且招生官员也不肯通融。

无奈之下，由杜聿明领衔这批陕西籍青年找到了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这位老先生提笔写了“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一副对子，嘱咐他们拿去送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果然面子很大，蒋介石随即特批了他们的报考申请，最终这11人全部被录取为黄埔一期生。

尽管陕西籍的黄埔生数量并不很多，但是产生出来的民国名将却很是不少，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乡党”情结，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刘玉章等在内的陕西籍黄埔名将，要么是黄埔一期（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等），要么就是黄埔四期（胡琏、张灵甫、刘玉章等），其实是大有讲究的。

1924年黄埔军校初建时，陕西还处于“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军阀混战地，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公开进行招生，所以杜聿明等人是在北京出发的。到了黄埔四期招生的1926年，控制陕西地区的已经是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冯玉祥所部，政治气候容许大批有志青年公开投考黄埔军校，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是，所以黄埔四期的学员比前三期猛增数倍，毕业生达到2634名，超过前三期的总和。

黄埔前三期基本是“速成班”性质，都是直接分成几个学员队进行单纯的军事集训和军事基础教学，但到了黄埔四期的时候，首次将学生分成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进行教学，这样更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专业特长，实际上也是在深入教学，对于提升学员的专业水平有极大的帮助。基数大了成才率自然也就高了，因此，不仅仅是陕西籍的胡琏、张灵甫、刘玉章等脱颖而出，林彪、刘志丹、伍中豪、唐天际等我军高级将领也出自此期。

从历史上看，三秦大地久历战事民风彪悍，“关中冷娃”这个词绝不是浪得虚名，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最好的杂牌军就是陕军孙蔚如部，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而一旦孙部第4集团军调离，中条山立刻成了豆腐渣防线，让日军轻松击破。由此，基本素质良好的陕西青年辅以专业的军事和政治教育，便具备了名将基础，抛开政治立场，黄埔一期和四期的国民党将领倒戈的确实很少。

1938年初徐庭瑶卸任新编11军军长时（后来的第五军），蒋介石对副军长杜聿明还不甚了解，属意的军长人选是第52军军长关麟征，而关麟征却推荐了张耀明，虽然未获首肯，但充分说明陕西籍的黄埔生比较善于“抱团取暖”。此间黄埔一期的老大哥关麟征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基本部队第2师、第52军的部队中，陕西籍黄埔军官吃香都是出了名的，当然，“乡党情结”也是把双刃剑，这叫任人唯亲。

杜聿明和关麟征答友们比较了解，不多介绍了，最后说说黄埔一期的陕西“三马”：

马励武：陆军中将，抗战时期的第13军副军长，解放战争时期的整编第26师师长。

马志超：陆军中将，西安事变时的西安警察局长，抗战时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

马师恭：陆军中将，抗战时期第五军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整编第88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