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赐是中国古代皇帝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来受到各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战国时期商鞅亦重视赏赐在治理国家重要作用，认为“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

与历代相比，明代官员俸禄颇低，为促使官员积极作为、精忠报国，赏赐是一种非常重要激励的手段。通过赏赐调动官员积极性，改善和密切官员与皇帝的关系，即有利于良好官风的形成，也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明代赏赐的运行与官场风气的好坏具有密切的关系，赏赐制度有效运行时，官员往往能积极作为，勤政廉洁；赏赐制度遭到破坏时，官员往往会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因此，研究明代官员赏赐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代文官赏赐资格的认定

明代的赏赐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不仅在新帝即位、册立皇太子、册立后妃、皇子（女）诞生、皇太后加徽号等皇家庆典时，在每年节日、官员去世、官员考满、常规与特例祭祀、树立军功、营建工程、编修书籍、经筵日讲、旌忠奖孝时都会对官员进行赏赐。

由于赏赐类型众多，赏赐内容多样，非某一机构能够单独负责完成，故需要多个机构协同运作。

明代文选清吏司为吏部第一司，文选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掌天下官吏班秩品命”，对于文选清吏司的职能。

《明史·职官志》亦载：“文选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以赞尚书”。所谓班秩，指确定现任文官的品秩。明代“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从，为级一十八”。

明代文官升迁时需要考察其资历，“选人咸登资簿，厘其流品，平其铨注而序迁”，文选清吏司因掌天下官吏班秩品命，所以官员在升迁时皆需经过文选清吏司的审核。

明代官员三、六、九年考满之后，皇帝会对其进行赏赐，不同级别的内外官员获得的考满赏赐也不同。

在京官员：“踰年实授，给本身诰敕；三年考称，始得封赠”；在外官员“三年考称，给本身诰敕；六年、九年，始得封赠”；后来对官员封赠条件放宽限制“京官免试职，初授散官，待考满始给诰敕、并与封赠；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亦即与封赠，无复先授本身者”。官员能否得到封赠赏赐皆由其考绩而定，官员考绩由考功清吏司评定“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考课合格者方得赏赐。

明代文官赏赐的特点

1.赏赐内容的多样性

明代文官赏赐的内容丰富多样，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名誉赏赐，二是物质赏赐。关于明代封爵的原则，明太祖强调以功授爵，曾言：

“爵以报功，汉高帝不功不侯，此最可法。朕今非吝封爵也，但无功受封，有功于国者又将何以待之耶!”

明代爵分五等，明太祖规定“不论品级，非有大功于国者，虽官至丞相亦不得封”。明代祖制，文官不许封公候。《大明律》规定：“凡文官非有大功勋于国家……封侯谥公，不拘此律”。因此，明代文臣封爵者除李善长以开国功封韩国公外，其余皆止于伯爵。物质赏赐中最为常见的则是白银，明代白银又称白金，在朝廷各类性质的赏赐行为中，白银是最昂贵的赏格，同时也是文官最常见的货币赏赐。

可是明代在赏赐货币时却不轻易赏赐黄金，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言：“国朝黄金不以赏功”。明代赏赐黄金的现象集中出现于明前期，赏赐对象多为藩王和建立军功的武官。

另一种普遍的赏赐就是食物赏赐，比如在遇节令时，高级官员考满、官员经筵日讲、官员致仕或生病、官员朝觐考察优异时等，都会赏赐食物，以示体恤和关怀。赏赐食物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时令果蔬、牛羊肉类、烧割、甜品等。

2.赏赐的时代性

明代由于历史时代，政治环境，君主个人爱好等因素的影响，文官赏赐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在不同朝代，其赏赐的主体和赏赐行为都是不同的。以明代文官赐谥为例，洪武时期，由于天下初定，谥号未惠及儒士出身的文官，只赐谥武官。

永乐时期，明成祖因靖难之役，凭借武力取得皇位，并且明成祖继承了明太祖重武轻文的思想，武官依然是官员赐谥的主体。但是在永乐中后期，明成祖逐渐意识到文官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官开始重用，文官赐谥亦自永乐年间始。洪熙以降，明代对外战争基本结束，社会逐渐稳定，并且逐渐由武治走向文治，文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文官得谥人数也越来越多。

成化以降，经过百年的稳定发展，明代文官集团走向成熟，在国家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文官得谥人数大量增加，并超过武官，成为得谥官员的主体。就明代赏赐的行为而言，在不同时代，其赏赐的行为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以明代赐宴为例。中国古代宴会有严明等级，明贵贱的作用，《礼记》云“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宴会也有助于促进君臣的交流，朱熹曾言：“盖君臣之分……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

明代文官赏赐的作用

赏赐具有增强君臣感情，加强王朝凝聚力；树立道德楷模，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改善官员生活，促进国家廉政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具有加大财政压力，减弱激励效应；扰乱民众生活，加剧社会危机；败坏官场风气，加剧吏治腐败的消极作用。

赏赐实际功能的发挥与政治格局变化、君主的个人选择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在不同时代赏赐发挥的具体效用也不同。

1.增强君臣感情，树立道德楷模

明代皇帝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对官员的赏赐，既可以树立可以慷慨、亲和的仁君形象，增强君臣感情，还可以起到激励受赐官员报效君主的决心，加强王朝的凝聚力。

如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二十九日，程敏政等侍经筵，明孝宗遣内臣黄升颁赐程敏政等鲜果五品，程敏政等上谢赐疏言：“臣等猥以末学……无任感激之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赐高拱银十两、大红织金胸背麒麟罗衣一袭。高拱谨叩头祗领讫，除银两同诸臣题谢外，缘麟服系特恩初赐，高拱忭戴之忱，尤倍恒品。谨稽首顿首称谢者。

赏赐具有树立模范，引导官员积极向上的功用，所谓：“赏一人而千万人劝矣”。明代褒奖忠义之臣以劝后来人臣的效果显著，《明史》载：“建文之变……蹈死如归者尤众”。

2.消极作用

物质赏赐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物质赏赐的关键因素，而物质赏赐也有着一定的反作用力。赏赐适度可剌激生产者的激励性，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赏赐过度，超出财政的承受范围，则对社会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和后果。明代国家内外帑藏供用自有定规，内库供皇帝封赏，外库专备军国之需。

万历以降，由于朝廷赏赐制度的破坏，赏赐泛滥，赏赐费用巨大。为获得充足的赏赐物质，明后期皇帝往往会传索帑金和派出矿监税使，向各地人民直接征取。明后期的滥赏无疑对明代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命太仓、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备宫中喜事赏赐。巡视太仓兵科给事中万象春等奏言：“国家内外帑藏供用自有定规，……若不及时节省，备三年、九年之蓄，脱有水旱、盗贼何以应之”。

由上可知，由于皇帝滥赏导致明后期内帑空虚，而通过传索帑金更加剧了明后期的财政危机。明代对官员赏赐的物质多由百姓承担，明代后期滥赏的的存在，严重扰乱民众生活。

万历三十八年，内织染局佥书杨进升“题织上用龙袍、贮丝、纱罗等四万套”，后因官员反对，明神宗“准于新派四万套中减三分之一”。政府增派的织造任务皆加在劳动人民头上，这对民众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为缓解财政压力，明神宗派出矿监税使到各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补充内库。

总结

明代文官政治高度发达，文官在政府日常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明代借鉴前代赏赐之弊，在文官赏赐时制定了详细的制度规定，明政府通过对文官的恩惠赏赐、事功赏赐和德行赏赐，有效的笼络人心，激励官员积极作为，并且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营造良好官场风气，有效的保障了政府在长时间内安定有效的运行。

通过明代文官赏赐的运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下，赏赐往往受到皇帝人为的干涉，使明代赏赐具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

参考文献：

《明史·职官志》

《大明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