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提名李济深当副主席，有人不服气，周总理：听他的不用长征

1949年的北京，秋意渐浓。人民政协会议即将召开，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却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毛主席提出要提名李济深担任副主席时，不少老同志都皱起了眉头。他们回想起1927年那段血腥的历史，想起了当年李济深在广州主持清党运动时的种种。＂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将领来分享？＂有人私下议论。但周恩来总理却对此事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如果当年能听从李济深的建议，或许根本就不需要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什么意思？李济深究竟在什么时候提出过怎样的建议？为什么周恩来会说出这样的话？

一、从军阀到革命者的转变

1920年的广东，军阀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此时的李济深，作为北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养，被孙中山委以重任，担任了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在军队中，李济深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很快就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

1922年春天，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在这场危机中，李济深临危受命，接任第一师代理师长，率部与陈炯明叛军展开激战。在珠江两岸的战斗中，李济深指挥有方，成功击退了陈炯明的进攻，保护了孙中山安全撤离。这一战，不仅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也奠定了他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

1923年，李济深正式升任国民党第一师师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展现出不同于传统军阀的一面。他积极推动军队的革命化改造，支持黄埔军校的建设，并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初步的合作关系。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李济深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作为黄埔军校的副校长，李济深与蒋介石、廖仲恺等人共事，参与了国民革命军的组建工作。他主张军队要以革命精神为核心，反对军阀式的独断专行。

然而，1927年成为了李济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李济深作为广东地区的军政要员，一度追随蒋介石的政策。4月15日，他在广州主持了清党行动，这成为了他日后最为遗憾的决定之一。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曲折。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这两年的监禁生活，给了他深刻的思考机会。他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正在背离革命的初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济深获释后并未就此屈服。他开始筹组各种进步团体，其中包括＂抗日军人联合会＂。在军事行动上，他开始暗中支持进步力量，并为一些共产党员提供庇护。这些行动标志着他从一个传统军人向革命者的转变。

二、联共反蒋的重要抉择

1931年底，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在南京政府内部，李济深多次提出反对独裁统治的主张，但这些建议都被蒋介石一一否决。12月，李济深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这标志着他与蒋介石的彻底决裂。

1933年初，李济深开始与中共地下党建立秘密联系。在福建漳州，他通过陈铭枢与红军代表张鼎丞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会谈中，李济深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红军可以与福建地方势力联合，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可以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包围。

这个建议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重视。当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李济深作为曾经的两广军政首脑，对当地的地形和政治形势都十分熟悉。他认为，如果能够在闽粤赣三省建立联系，不仅可以打通红军与沿海的通道，还能获得更多的军事物资补给。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鼎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任命李济深为政府主席。这个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在协定中，双方约定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互相支援军事行动。

然而，由于当时中共内部＂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对这次合作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些领导人认为李济深等人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对合作持怀疑态度。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最终导致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

1934年1月，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福建。在没有得到红军有力支援的情况下，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就被击溃。李济深被迫流亡香港。这次失败的合作，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训。

流亡期间，李济深并没有放弃革命理想。在香港，他继续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系，积极筹划抗日救国活动。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传达情报，提供军事建议。特别是在红军长征初期，他曾经建议红军可以利用两广地区的复杂地形，在粤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个建议虽然没有得到采纳，但却显示出他对革命形势的深刻认识。

1935年，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新中国的重要民主党派之一。他公开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并明确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这一举动，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政治智慧的体现

1935年末至1936年初，李济深在香港期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他充分利用自己曾经的军政网络，在两广地区发展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他成功说服了广东省第四区游击司令林庆昌等一批地方实力派，同意在必要时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1936年春，李济深在香港的寓所成为了各路政要往来的重要场所。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接待了包括国民党元老邓泽如、粤系将领陈铭枢、民主人士沈钧儒等各方人士。在这些会面中，李济深总是以＂团结御侮＂为主题，劝说各方放下成见，共同抗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济深创造性地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构想。他认为，在抗日大业面前，应该允许各地方势力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换取他们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支持。这个主张得到了许多地方实力派的认同，为后来统一战线的扩大打下了基础。

1937年初，李济深通过香港的进步报刊《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述抗日救国主张。这些文章不仅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更重要的是为各派政治力量搭建了一个对话的平台。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在内的许多进步人士，都对李济深的主张表示赞同。

在与其他民主人士的交往中，李济深表现出了高超的统战才能。他与张澜等民主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共同探讨建立民主政治的可能性。1937年夏，他促成了在香港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邀请了包括邓演达、蔡廷锴等十多位民主党派领袖参加，商讨抗日救国方案。

李济深还特别重视与知识界的联系。他多次邀请香港大学的教授们座谈，讨论中国的前途。在这些讨论中，他提出了＂文化救国＂的观点，主张通过提高民众觉悟来推动民主革命。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进步学者的响应。

1938年初，李济深在香港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智囊团，成员包括经济学家马寅初、教育家陶行知等人。这个团体定期举行研讨会，为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和教育改革提出建议。虽然这些建议当时未能付诸实施，但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统战工作中，李济深特别注重照顾各方利益。他提出，革命不是要打倒一切旧势力，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主张，使得许多原本对共产党持观望态度的中间势力，逐渐倾向于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1939年，李济深成功地促成了几个重要的民主党派在香港成立联络处，为后来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这个联络处不仅成为了沟通各派意见的平台，也成为了传递抗日信息的重要渠道。

四、关键时刻的重要建议

1941年春，日军在华南地区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大。李济深通过在两广地区的老部下，获得了大量关于日军调动的情报。他立即整理这些信息，通过地下党联络员传递给了延安。这些情报为中共制定华南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年夏天，李济深在重庆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了＂联合抗战＂的具体方案。他建议在粤北、桂北地区建立联合指挥部，协调国共两党的军事行动。这个建议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其中包含的军事协作思想，为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有益借鉴。

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李济深立即组织力量，帮助大批进步人士和爱国志士转移到大后方。他在桂林设立了临时联络站，为这些人员提供庇护和转移帮助。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茅盾、艺术家徐悲鸿等文化界人士。

在桂林期间，李济深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改革建议。1943年2月，他向重庆当局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战时经济改革方案》，建议放宽对民营企业的管制，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军需工业生产。这个建议虽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采纳，但在当时的工商界引起了广泛共鸣。

1944年，随着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桂林告急。在这个危急时刻，李济深再次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协调各方力量，组织了一支由学生、工人和市民组成的＂桂林民众自卫团＂，配合正规军防守城市。同时，他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文物转移工作，成功地将大量珍贵文物和档案转移到了安全地区。

1945年春，李济深在重庆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邀请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进步将领参加，讨论如何应对日军可能的最后反扑。在会议上，李济深提出了＂避实就虚＂的战术建议，主张在日军主力进攻时，应该采取游击战术，保存实力。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将领的普遍认同。

抗战胜利前夕，李济深又一次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1945年7月，他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关于战后和平建设的建议》，主张实行军队国家化，废除特务制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这份建议书虽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但其中许多主张后来都被证明是很有远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期，李济深始终保持着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他通过周恩来安排的地下交通员，定期向延安传递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政治动向以及国际形势等关键信息，为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李济深还特别关注战后的经济重建问题。他组织了一个由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专门研究战后产业恢复的问题。这个小组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包括恢复民生工业、稳定物价、改革金融等措施，为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建国后的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李济深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首先着手处理的是华南地区的社会整顿工作。在他的建议下，广东省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避免了过激行为，使当地社会秩序较快恢复稳定。

1950年春，李济深参与制定了《关于处理旧工商业的若干规定》。他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主张，建议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这个建议为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使得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平稳进行。

在处理华侨问题上，李济深发挥了独特作用。1951年，他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华侨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华侨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在他的倡议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华侨权益，如设立华侨投资特区、保护华侨房产等，这些政策对吸引华侨回国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2年，李济深积极参与民主党派的整合工作。他推动革命委员会与其他民主党派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意见，协调行动。这个制度为新中国的多党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育文化领域，李济深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953年，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发展民族教育的建议》，主张在保持教育革命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对新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4年，李济深参与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议政平台。在他的建议下，大会增设了各专门委员会，扩大了代表的参与范围，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

在经济建设方面，李济深特别关注农业发展。1955年，他深入广东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对合作化存在顾虑。他随即向中央反映情况，建议在推进农业合作化时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强迫命令。这个建议对纠正当时一些地方的急躁冒进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6年初，李济深参与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他建议要明确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多次与周恩来商议，提出要尊重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李济深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1957年，他走访了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根据调研结果，他向中央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建议，包括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民族教育、保护民族文化等多项措施。

此外，李济深还特别重视青年工作。他多次到高等院校视察，与青年学生座谈，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建议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要重视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为国家建设储备人才。在他的倡议下，全国青联成立了专门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