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周本纪》，申侯与缯侯、犬戎联合攻入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一年之后，平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这样的记载，未免有点突兀，转眼之间，原先的盟友成了死敌，而作为周的掘墓人之一的申侯、平王则似乎成了上当受骗的无辜者，一切的过错都推卸到犬戎的身上了。

史学大师钱穆对此提出异议：“《史记》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从而否定了平王东迁是因为“避犬戎难”的说法。

西周末年，镐京附近实力最强者莫过于申、吕这些姜姓诸侯，也就是平王的外家娘舅们。骊山之变，幽王身死，为什么平王不在舅舅们的支持下占据丰镐，反而要迁往东方呢？

有人说，丰镐经过战乱已经一片焦土，而且经过犬戎的大肆劫掠，镐京继续作为都城的物质基础依然不复存在。这话对，但是也不全对。

要知道，申侯主谋发动叛乱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其外甥能够继位周王吗？平王在宗周继承王位，那么申侯对朝廷的影响力还用说吗？可是仅仅因为镐京残破就要迁都洛邑，平王到了远离申国控制的中原，这是申侯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同样是《史记》载，镐京动乱时，晋文侯、卫武公、郑桓公、秦襄公四路诸侯勤王，可是当幽王死后，这些勤王之师立刻变为叛军的同路人，成为反叛势力代表的平王的拥护者，这转变也太戏剧化了吧？

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者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立无父之宜臼哉？”

那么究竟是“何故”呢？唯一的解释是，这四路诸侯根本不是真的勤王，而是乘着局势混乱之际到镐京来求分一杯羹而已。

与上面四国作出不同反应的是虢国，在幽王死后，虢国从王室扶持另一位幽王的儿子余臣为王，即携王，成为与平王一派势不两立的一方，并坚持留在西方，力图重建宗周的朝廷。

西周灭亡前，早已经看到苗头的郑桓公早早在东方的河洛之间通过巧取豪夺拿下了一块安身立命之所。幽王死后，郑又很快从勤王迅速拥抱了他的敌人申国和平王，而且还娶了申侯的女儿为夫人，可谓好上加亲。郑国之所以在东周初年便取得了“小霸”的地位，正是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

秦国本在西垂，是为周王室养马的一个附庸，没有诸侯名号，平王东迁后，对秦人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岐、丰之地是周王业所在，更是历代周王的宗庙陵寝所在，而周平王不谈“复国”，大笔一挥，将包括镐京在内的几乎整个西部王畿之地全部交由秦国全权处置，如果周文王、周武王在天有灵的话，岂不是要痛哭失声？

可以说是秦襄公是镐京之乱最大的受益者，此后秦国由一个无名小卒一跃成为东周潜在的霸主。试想，如果坚持留在西部的携王还在的话，能容许这样吗？

《竹书记年》说：“（平王）赐秦、晋以汾、岐之地。”晋文侯是镐京之乱的另一个受益者，正在打着所谓“勤王”的旗号，晋文侯一举侵夺了山西南部大片的领土。所谓平王东迁，“晋郑是依”，晋国之所以得到东周王室的依赖，正是因为跟平王的合作，晋国才能得到利益最大化。携王最后便是晋文侯所杀的，因为携王的存在，是晋国向东向南扩张领土和势力的最大的障碍。

《史记卫康叔世家》记录了卫国在平王东迁后的奖赏：“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卫国原本的爵位是侯爵，在平王东迁后，周平王赐封卫武公为公。四路勤王的诸侯，似乎只有卫国获得的实质性好处最少，但是考虑到付出的成本最少，这样的回报也完全是划算的了。

此外，需要纠正的另外一个历史错觉，似乎一提到平王东迁，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想象到这样一组画面：烈日下，一队马车载着宗周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马车后面是无数拖家带口的宗周人民，在漫天的风沙中，艰难的向东方的道路跋涉……而事实上，东迁至洛邑建国的只有“七姓从王”，也就是只有七名大夫跟随平王东迁，而诸侯之中也只有“晋郑是依。”

正是因为周平王弑父灭周的恶名，新的周王朝在东都建国后，天下很多诸侯并不承认，以至于很对诸侯国此后很久都不“朝周”，更不用说向周王室纳贡了。

《史记》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正是因为在当时很多诸侯的观念里，东周王朝从建国之初，其合法性便已经受到严重质疑。试想一个其本身的合法性都不被认可的周天子，又怎么可能号令诸侯重振周王朝天下共主的雄风呢？

平王五十一年，崩。让人感觉讶异的是，一向自诩为最知礼、保存周代礼乐文化最完整、最能坚守“文武之道”的鲁国，居然没有去奔平王的丧，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