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在中国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史书上有确切记载的也只有十几处，譬如北齐的祖珽、刘宋的萧承之、西魏的王思政、明朝的马芳等人，他们都曾经在战场上摆过空城计。但是张守珪所指挥的这次空城计，无论是综合战前军情、兵力对比，还是临阵指挥、乘胜追击等诸方面因素，与其他的空城计相比，都更胜一筹，堪称智勇双全的典范。

而当时的张守珪，面对着战后余生的情景，他面色凝重，眉头紧蹙，望着眼前的千里沙砾，脑海里思谋着是该如何解百姓于倒悬之中。在后来几年里，张守珪率领军民修城池，筑河堤，建房屋，召集流亡百姓，整治社会秩序，使瓜洲一带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开元十六年（728年）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再次领兵进攻瓜州，被张守珪所败，仓皇逃遁。次年（729年）三月，张守珪与沙洲（今甘肃敦煌）刺史贾师顺，各率所部的兵马，主动向吐蕃大同军发动袭击。由于兵贵神速，吐蕃军毫无防备，张守珪他们大获全胜，基本上解除了瓜州十几年来所面临的危机。

捷报传到长安，玄宗闻之大喜，为了加强对吐蕃的防御，也是为嘉奖张守珪之功，所以特置瓜州都督府，任张守珪为都督，并且加封银青光禄大夫。瓜州地处西陲，气候恶劣，不宜田禾的生长，而且每年降雨稀少，干旱现象非常严重。当地农民种地，主要靠冬天潴雪，到了春夏时再以雪水灌溉。

但是经过连年的战争，潴雪引水用的渠堰大都被毁坏，而当地又缺少木材，修复起来十分困难，致使农业生产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张守珪在平息吐蕃后，积极组织军民修复渠堰，导水灌溉，有效地推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据说为了寻得木材，张守珪曾置密室设坛，燃香长跪，乞求神灵赐予。也许是张守珪的诚心真的感动了苍天，突然间狂风漫卷，大雨倾盆，上游发了大水，冲来几千根木头，解了修渠的燃眉之急。众百姓见状，齐刷刷地跪于城下，以头叩地，泪水长流，长期以来饱受天灾人祸的愤懑，终于得到了酣畅淋漓的释放。

《旧唐书》说道：“守珪以至诚感神，取材成堰，与夫耿恭拜井，有何异焉。”这种自然界的偶然赐予，虽然难免带有某些迷信色彩，但是却完美地补充了张守珪为民谋利的业绩，从此瓜州人民把他当成活神仙，自发地给他刻石颂扬，传奇故事流传至今。

玄宗也是赞赏有加，再一次给了张守珪的用武之地，将其迁任鄯州（今青海乐都，陇右节度使治所）都督，陇右节度使，成了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

现在看来，安史之乱的根源，表面上似乎是边帅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导致野心私欲膨胀。实际上在于统治阶级的决策失误，是一个长期积攒下来的恶疾，直至最后病入膏肓，脓包破裂，造成了不堪收拾的后果。所谓节度使，是因为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此称谓，本意为都督带使持节之意，有一定的辖区范围。

唐武德初年，为了巩固朝廷的统治，于缘边及襟要地区一些州治设置总管府，以本州刺史兼总管，总揽附近数州军事。武德七年（624年）改称都督府。到了贞观中期，改行军称之总管，驻守称作都督，惟朔方军镇仍称总管，边州分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这是唐王朝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也是节度使起初的雏形模式。随着太宗、高宗在位期间实力的增强，唐王朝不断地向外发动战争先后平定了还东西突厥吐谷等部落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

同时，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其他少数民族，睿宗景云年间，开始在边远地区设置少数有一定辖区的节度使。节度使们“加以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享有很大的节制权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表述道：“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自此，在唐王朝的军政沿革里，节度使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边陲的军镇大员。

到了开元十年（722年），唐王朝边烽日警，战事连发，为了镇戍边防，有利于对外作战，加强抚绥周边少数民族的需要，玄宗于边地设立了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实施管理。即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西节度使、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等，合称十节度使。

如此这样，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为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所以也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户口、土地等事宜，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摇身一变都成了它的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记载，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因而雄踞一方，成为后来唐王室尾大不掉的隐

当时活动于幽州东北部的契丹、奚势力强大，尤其是契丹牙官可突于骁勇有谋，剽悍强壮，惯善骑射，经常率军队侵犯唐朝边境，在契丹人中威信很高。

然而时任幽州长史赵含章、薛楚玉等人，对可突于的进攻空有满腔怨恨，却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于是玄宗决定选调一位得力的将领来镇守幽州。

由于张守珪在陇右屡立战功，政绩突出，深得玄宗赏识，遂于开元十七年（729年）将其迁任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营州（今辽宁省锦州市）都督，负责清除蓟北一带边患事宜，不久又加任为河北采访处置使。看来是金子就要发光这句话，同样也适应于驰骋疆场的战将们。正是由于张守珪的才能日渐凸显，所以历史再一次选择了他，并将他推向了与唐朝共进退的历史舞台 上。

张守珪的部下返回营地后，将老僧的话告诉了张守珪。张守珪听后很是诧异，就将老僧留下来供养，多年以后老僧方才离去。

后来，张守珪带领部将25人，至伊兰山寻找敌军，却不防数千名胡骑突然而至。张守珪寡不敌众，眼看就要被擒获，遂下马脱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胡骑渐渐逼近，张守珪对左右说道：“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说罢，忽见山下红旗漫卷，数百骑突然前来助战，张守珪等人紧随其后，很快冲破胡将的重围。只见红旗下站着一位战将，他对张守珪说道：“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毋相忘也。”言遁身不见。后来张守珪真的是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应了老僧的谶 言。

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不过张守珪也没有辜负玄宗的期望，他到幽州任上后，一改前两任坐守待援的做法，而是对军队加强训练，整顿军纪，提高作战能力，并且伺机主动出击契丹，频频取得胜利。《新唐书》这样赞道：“守珪至，每战辄胜，虏遂大败。帝喜，诏有司告九庙。”

契丹首领屈剌与可突于等，对于张守珪的到来非常害怕，不敢正面交锋，唐军士气大振，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变。屈刺觉得在战场上取胜无望，于是就改变策略，决定遣使诈降，以求得到喘息的机会。不过他们这点儿小儿科伎俩，哪里能够蒙蔽住张守珪？

因为在张守珪老家村前的官道上，就曾演绎过“假虞伐虢”的故事，留下了唇亡齿寒的笑料。于是张守珪将计就计，派部将王悔去屈剌营帐里，装商量受降事宜，以便引君入瓮见机行事。

屈剌本无降意，自以为这次阴谋得逞，所以将军营逐渐移至西北方向，并遣密使勾结突厥部落，准备杀死王悔再行反叛。他哪里会料到王悔早有警惕，而且探知到契丹另一首领李过折，长期与可突于争权夺利水火不容，于是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劝诱李过折借机杀了屈剌和可突于，其余各部不战自乱，纷纷缴械投降。

屈指数来，张守珪来到幽州仅仅两年，就采取军事打击和反间相结合的手段，给契丹部落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稳定了幽州以北边境的局势，使多年来的混乱局面得以安定。玄宗好不得意，常常以慧眼识珠自喻，对张守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消灭了可突于，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准备任命他为宰相。

但是遭到张九龄的极力反对。玄宗便加以变通，计划“加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张九龄还是劝阻道：“守珪才破契丹，圣上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玄宗想想也对，马儿有时候还不可以喂得太饱了，所以这才作罢。不过，张守珪虽然没有被封为宰相，但是他在朝野之中的地位与威望，是众人皆知，不言而喻了。

中国文化，随处皆是，俯首即可拈来，就譬如“无巧不成书”这句俗语，虽说是文人们为写作技巧编撰出来的美丽遁词，但是在大千世界里，的确也是充满了诸多的偶然性与戏剧性，有时候惊人相似的历史巧合，也将文人们的遁词诠释得顺理而成章。

再说安禄山长大以后，生得膀阔腰圆，满脸胡须，而且狡黠奸诈，凶狠毒辣，十分善揣人意。他长期生活在北方多民族杂居地，与史萃干（即“安史之乱”中的另一代表人物史思明）一同长大，两个人如同亲兄弟，都以凶猛善斗而闻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几个小兄弟在岚州地界上偷鸡摸狗，打架斗殴，胡作非为，惹是生非，遭到了官府的捉拿。安禄山眼看势头不对，随即鞋底抹油——远走作为上策，与其继父的哥哥的儿子安思顺等人，一起逃到了幽州（今北京城西南）来。

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还真别小瞧这个安禄山，其人内心奸诈残忍，面相却显得淳朴老实，是那种毒蛇之心菩萨相的主儿。安禄山来到幽州后，为了讨得一线生计，开始在市场上经营个小买卖，凭着其既狡诈却又讲义气的两面派做派，不久就当上了一个诸市牙郎，即在突厥与唐朝之间进行互市贸易的中介人。

《旧唐书》中说他是“肥胖肤白”，而且通晓九种民族语言，所以在任诸市牙郎期间，既能够巧妙处理交易中各种纠纷，又敢于同街市上的恶少们争勇斗狠，因此很快就闻名于幽州一带。有野史记载，安禄山在烂醉如泥时，就会现出龙首猪身的原形，被人们称之为既凶残又多变的“猪龙”，可见当时典型的“人 面兽心”之輩了。

开元二十年（732年），张守珪就任范阳（治所在今北京）节度使，此时安禄山恶性复发，因盗羊遭到追捕者的围打，并被扭送到范阳节度使府里。张守珪原准备用乱棍将其打死，谁知令签掷下后，却见安禄山当堂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番耶？而为何独杀壮士！”张守珪不由得一顿，又见其言貌伟奇不同一般，心下便有疼爱之意，就让人把他放了，并且将其与同乡人史思明留在帐下，做了一名捉生将。

这一年，安禄山正好三十岁，到了而立之年。安禄山从军后，由于他骁勇善战，而且又熟悉当地山川地貌，对奚、契丹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很快就因功和史思明一道，被张守珪擢为偏将。正所谓小荷已露尖尖角，只待阳光春风吹拂，便可欣欣向荣。

张守珪的怜悯与同情，不仅改变了这个胡人的命运，而且也给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埋下了隐患。安禄山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又有张守珪的超人谋略引导，尤其是他自幼内心深处藏匿着难为人下的野心，所以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安禄山便经常带领轻骑兵袭扰契丹人，且多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趁着契丹人防备松懈时而发动突然袭击，有时仅带三五个骑兵，也能生擒契丹兵士数十人回来。因此是捷报频发，常立战功，深受张守珪的赏识。张守珪觉得安禄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愈加宠信，不久被收为义子，并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真是山不转水转，从此安禄山时来运转，军阶不断得到提升。

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历史也当如是。客观地评价，唐初时的玄宗并非是一位昏庸皇帝。玄宗，名李隆基，垂拱元年（685年）生于东都洛阳，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母亲为窦德妃。李隆基天性英明果断，多才多艺，知晓音律，擅长书法，而且仪表雄伟俊丽，很有帝王的人缘天资。

景云元年（710年）六月，他与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了专权的韦后，辅佐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两年后父亲禅位于他，他正式登基当了皇帝，改年号为先天。次年即赐死太平公主，扫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名副其实号令天下，随之再改年号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开创唐王朝历史新纪元的坚强决心。

李隆基算不算河东人？当然算。且不说他的先祖李渊发迹于河东，也不说他的祖母武则天是正宗的河东文水县人，他的身上肯定流传着四分之一河东人的血脉。单说他娶了儿媳妇杨玉环后，就是正儿八经的河东女婿了，因为按照河东的风俗习惯，女婿应顶半子，这么一说，大家说他算不算呢？李隆基早年励精图治，重用贤臣良将，严惩贪官污吏，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库积蓄甚丰，人们也安居乐业，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不过有一句话，叫作“月盈则亏，物极必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玄宗，开始沉湎酒色，重用奸臣，陶醉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因此导致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百姓民不聊生。

如果说早年的玄宗，是重在做一个“有道明君”的话，那么晚年的玄宗，则重在追求做一个荒淫无度的“快活天子”了。我们现在再去看待曾经的历史，说穿了并不显得怎么复杂，无非就是用过去无数的人物与事件，尽量地拼凑和还原出当时发生的事实真相。

不过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常常得到的资料，并不一定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与全部。所以凭借现有掌握的史料看，在玄宗的统治时期，张守珪先是驰骋在祖国的大西北戈壁沙漠，然后又活跃于东北一带绵长的边防线上，东征西战，所向披靡，为开创唐王朝繁荣昌盛的“开元之治”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封建社会虽说有诸多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但是人事方面对其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它对国家的治乱兴衰，会起到一种延缓或者加速的作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月，张守珪因战功卓著，奉旨赴东都洛阳献捷。时值玄宗籍田礼毕，当即召集文武大臣，举行盛大宴会，对张守珪进行表彰嘉奖。宴席进行间，玄宗赋诗褒美，以示给予张守珪特殊的礼遇，并加封他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玄宗还赐给张守珪杂彩一千匹，金银器物若干，并给他的两个儿子加官晋爵。还下诏在幽州立碑刻石，志记他的战功及朝廷的封赏，真是皇恩浩荡，风光无限。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唐代在最初任命节度使时多用名臣，而且不许久任，也不遥领，不兼统，功名卓著者往往人朝主持政事。但是到了玄宗时期，为了提高大唐王朝的声威，多次蓄意对周边各族发动不义战争，边将权相也为之不惜推波助澜，借机挑起冲突事端。

按说朝廷对张守珪的嘉奖，应该是实至名归，这与他足智多谋、胆略过人、英勇善战、治军有方是分不开的。只是张守珪不是圣人，也像封建王朝诸多将相那样，没有能够摆脱身居高位后恃功自傲的恶疾，在荣誉与权势面前，他开始失去了曾经的清醒头脑，放松了对部将们的约束，并且任人唯亲，奖罚不明，从而导致麾下将领骄奢淫逸，部队军心涣散，战斗力严重减弱，造成了辖区边事日趋混乱的局面。

张守珪东都洛阳受到封赏后，虽仍然镇守幽州，但不同的是，此时唐朝的军事实力日渐强大，与契丹、奚的斗争局面，也已由守势变为攻势了。而且由于不断的胜利，张守珪军队的军纪开始松散起来，一些将领也变得骄慢邀功，放纵部下。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已经担任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的安禄山，奉张守珪之令前去讨伐反叛唐王朝的奚与契丹族人。长期以来在张守珪的恿下，安禄山的凶残骄横本性日渐显现出来，他骄横暴戾，轻进失律，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率领部众数百人贸然出击，结果中了奚、契丹人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安禄山只身单骑逃回幽州。

安禄山兵败而回，按唐律罪责当诛。张守珪在权衡再三后，决定将安禄山依军法处斩。然而安禄山临危不惧，押赴刑场时昂首挺胸，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等到临行刑时那一刻却仰天长啸，竟然大声叫道：“义父大人，孩儿自知罪不容赦，只是边贼未除，孩儿心有不甘。”不曾想安禄山这一声情真意切的“义父大人”，使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以至于后来大权独揽，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他善于媚上邀宠，曲意求全。此时也许是惺惺相惜，或者是张守珪念其旧情，且爱惜他是个难得的将才，便手下留情，想饶他不死了。于是他几经斟酌，写了一纸明述罪责、暗含褒誉的奏折，派心腹将安禄山押往首都长安，交由朝廷进行处置，明显是自个儿放了安禄山一马。

当时担任右丞相的张九龄，在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皱了皱眉头批复道：“昔日司马穰苴为严明军纪，不惜杀掉备受齐景公宠爱的监军庄贾；孙武为严明军纪，也曾杀了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若张守珪要严明军纪，促使部属统一行动，就不该免除安禄山的死罪。而且安禄山违反军纪，丧师失地，影响恶劣，不杀不足以显示军威。”

就是这个安禄山，从前入朝奏事时，张九龄就曾对裴光庭说过：“我看安禄山之人貌似憨厚，却实有反相，如果现在不除掉他，必然会贻害无穷。将来乱幽州的，必定是这个胡人。”张九龄是否就真有如此远见卓识，详情没有后解，但后来事情发展的结果，确实是不幸被张九龄言中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典出《左传·闵公元年》，大意是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灾难是不会终止的。比喻不清除制造内乱的罪魁祸首，国家就得不到安宁。其实真正造成不幸的是臣明君却糊涂。

就是这个时候，玄宗拿自己的江山开了一个玩笑，而且这个玩笑开得罪孽深重，几乎使他在劫不复。玄宗贪恋后宫，做事全看个人好恶，看了批文后心生怜意，认为安禄山是个难得的人才，终未准奏张九龄批文，而且还不无揄地说道：“爱卿呀，你不要自认为是西晋的王导，总像他认为石勒有反相一样，可以臆断安卿久后必反？岂知这样最终是陷害忠良，会给朝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下诏赦安禄山不死，只是罢去其所兼各职，暂且带兵打仗立功赎罪。生性圆滑的安禄山，更加笑里藏刀，奸诈里再多出了几分虚伪，时过不久，竟赢得朝廷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

时值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二月，由于张守珪的放纵，镇将赵堪与白真陀罗假传帅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率所部骑兵，在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北袭击奚部，结果被奚军转败为胜。

对于这次败绩，张守珪本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重整军威，以利再战。但是此时的张守珪，早已变得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凭借着昔日战功卓著的英名，编造军情隐瞒败绩，拟写奏章上报朝廷，竟然得到了玄宗的嘉奖。谁知欲盖弥彰，好景不长被人告发，玄宗派牛仙童前来查处。

张守珪眼见事情败露，遂以重金贿赂使臣，使牛仙童文过饰非，采用瞒天过海的方式，把无法掩饰的问题全部推到白真陀罗身上，逼令他自杀灭口。牛仙童回朝后隐其真情，极力为张守珪开脱罪责，胡乱编造了一个借口，将朝廷搪塞了过去。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是麻雀飞过后，也都会留有影儿，正所谓蛛丝马迹，自古亦然。张守珪没想到第二年，牛仙童就事情败露伏法，结果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自己也随之被朝廷查处。

玄宗念及张守珪昔日战功，让其将功折罪貶他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然而经过这次打击，张守珪心情沮丧，赴任不久后，便因背部生疽而死，一代名将就此命丧黄泉。只是张守珪至死都不会想到，他的新版“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会在他辞世若干年后发酵，将他曾效忠保护的大唐江山，搅动得天翻地覆。而且让诸多与他同为河东的乡亲，或是与河东有关联的人牵扯其中，使他们的命运随之跟着发生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有些人甚至成为刀下之鬼，死无葬身之地。

张守珪作为开元年间的著名边帅，长期戍边，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旧唐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可谓赞赏有加。梳理他的军事思想，也是极其丰富的，尤其是他的积极防御、待机反扑的战略思想，至今依然有着非常实用的现实意义。

张守珪始终如一，无论是在陇右还是幽州，到任后都是首先修缮城池，训练士卒，提高军队的士气，充分做好备战工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随后选择适当时机，主动发起进攻，常常是一战破敌。

也许正是因为张守珪对唐王朝的重大贡献，尽管他的结局不很光彩，但是他的弟弟张守琦依然官至左骁卫将军、张守瑜官至金吾将军。而他的儿子张献诚、侄子张献恭、张献甫在德宗时期，也都官至节度使。

张守珪的晚节不保，使得他虽坐千尺高台，最终也落得一片荒凉；虽食万石膏粱，最终也只剩一肚糟糠，历史就是这样的奇妙。当然，张守珪已静静地躺在了黄土里，一切都盖棺论定，所有的是非曲直，也皆成为身后的淡淡烟云。回望这段历史，归根究底，应该说是社会使然，时代使然，玄宗自己酿造出来的毒酒，只得由他自己去饮鸠止渴，至于张守珪的所作所为，充其量只能是扮演了一个调酒师的角色。时代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依然在沿着自己的轨迹向前走去，只是为历史掘下坟墓的人，最终也要埋葬自己，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任谁也摆脱不了，安禄山亦是如此。

毛泽东在一首词里面写道：“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此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在中国汹涌澎湃、大浪淘沙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人物曾经一世英名，在大江大河中劈风斩浪，获得了旷世殊荣，然而却不慎在小阴沟里翻船，晚节不保的事例不胜枚举，张守珪只能算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事实上，张守珪的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片面的现象，而是代表了当时唐朝社会风气日下的趋势。

张守珪的死，并没有改变安禄山命运的运行轨迹，因为现在的安禄山已今非昔比，发展成革除不掉的肿瘤病灶，只能够任其发展，而不受任何药物的控制。而且此时的唐朝社会，也已是群雄争宠，世风日下，逐渐呈现出“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的江河日下之势。

唐王朝建立之初，马上出身的高祖与太宗，深知封疆大吏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担心臣子们仿效前朝夺权篡位，因此实行强干弱枝的策略，选用忠厚名臣坐镇边关，以防拥兵自重。而且边帅也不得久于其事，那些立功者且享有较高声望的，可以入朝担任宰相一职，即所谓的“出将入相”。即使他们官高位显，却因为不能久掌兵权，所以难以形成盘根错节的军事集团。

而且这种规定还仅仅限于汉人官吏，至于少数民族的将领们，即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统兵用将的才能，又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甚至还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者，也不能独当一面，担任边关大帅。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防范少数民族将领坐大后，以重蹈两晋五胡十六国另立江山的覆辙。

人们常说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这话颇有几分道理。这是因为打江山的时候，大家目标明确，政见统一，敌方处在明处，只要大家众志成城，精诚团结，运用军事手段直捣皇帝巢穴，然后夺取帝位建立政权，就可以大功告成。而守江山的时候，形势恰恰形成了一个轮回。且不说坐了帝位后，首先将自己置身于众矢之的，不得不去提防他们的进攻、暗算和渗透；也不说周围的诸侯群臣、皇子公主们的狼子野心，虎视眈眈窥视着你屁股下面的皇帝宝座；也不说奸佞宦官们甜言蜜语，粉饰太平，让皇帝在不知不觉中麻醉神经，昏昏然葬送江山。

单说龙椅坐得时间长了，皇帝本身会不会产生一种统治疲劳感，甚至是厌烦情绪呢？因此就会丧失警觉性与进取力，躺在真龙天子的温床上沾沾自喜，想入非非，自以为天下何事不能为之。现在看来，天宝年间执政近30年的唐玄宗，大约就是处于这种迷糊状态。

再从深层次细究根源，还因为开国皇帝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知道屁股下面的宝座来之不易，所以处理朝政如履薄冰，倍加珍惜，时时提防，事事用心，生怕有半点闪失导致前功尽弃。

尽管玄宗的宝座也历经风云变幻，甚至是血与火的较量，才得以坐上并且坐稳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与经营，如今觉得已稳如磐石，看着八方来服，国库充盈，何来亡国之虞？何况还有这么多忠臣良相、骠骑武将，殚思竭虑，忠心报国。于是乎，玄宗数典忘祖，强悍的边帅往往会连任十多年，皇子、宰相等也都遥领边关军队，有的甚至兼统几镇节度使，权势日渐积重，从而形成称霸一方的藩镇割据。

还有更要命的事情是，偏偏就在玄宗犯晕的时候，走出来中国宰相史上“第一号人物”李林甫。用一句说书人的语言，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昏君恰遇奸宰臣。于是唐王朝的历史车轮开始偏离了轨迹，向着另一侧的深渊驶去，到头来几乎是遭到车毁人亡的下场。现在如果借用辩证法来做解释，恐怕我们所谓的历史，或许原本就应当是这样写成的。

亦或换个词语描述，正是玄宗深信李林甫的忠诚，李林甫利用玄宗的宠信，君臣两人相辅相成，才构成了那一段让后人唾弃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宰相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往往被人们视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典范。设若这样去看待宰相的位置，当然是令众多人等垂涎不已，尤其是那些心怀回测的人，必定是要千方百计去获得，然后又绞尽脑汁去维系。李林甫就是恐怕那些汉臣们出将入相，动摇了自己的权势根基，所以极力向玄宗建言，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番将雄武，堪当大任”，请求改用番将为边帅。

李林甫何许人也？自做了宰相后，不但排挤朝里的文官要员，而且猜忌边境的节度军使，更是极力排挤那些文武兼备的汉相儒将。他知道玄宗最忌讳边境将领谋反，因此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所以这言之凿凿的奏章，让玄宗听来如沐春风。当然在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那才是他要表达的核心。何也？李林甫未敢说出口。

不是说不出，而是不能说：这些番人目不识丁，“既不知书，又不达理”，即使将来功劳再大，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介莽夫，难以入朝做相，自己的相位就可固若磐石，无人可及了。李林甫的城府如何？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历史上被称作“口有蜜，而腹藏剑”，他略动心机，便是一举两得的神机妙算。

设若臣奸君明也无所谓，偏偏玄宗极力效仿曾祖唐太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而且醉心于“兼听者明”的自信，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在听了这一番“高谈阔论”后，认为李宰相忠心社稷，尽力朝堂，暗自庆幸自己选对了宰相，足以免除后顾之忧。于是随即决定，改用番人将领担任边关大帅。这天群臣散朝后，玄宗来到御书房内，突然想到了那位戴罪立功的胡将安禄山。

后来他还告诉高力士，说是那一瞬间，自己绝对是鬼使神差的，毫无一点故弄玄虚。对于此，到底是历史传奇，还是野史趣闻，我们只能或者信其有，或者信其无，反正是“史”无对证。史实是，此时的安禄山因其骁勇好战，屡立战功，刚刚被擢升为平卢兵马使，进驻营州（今辽宁朝阳）边防府邸。

如果说历史上玄宗自任用李林甫作为宰相后，就变得腐化堕落，疏于朝政，也不太符合实际。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就在李林甫提出改用胡将作为节度使的建议后，玄宗还任命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实地去考察一遍。安禄山探得消息后，“百计谀媚”张利贞，并采用各种手段贿赂朝臣使者，使他们几乎都成了自己的“铁哥儿们”。张利贞回朝后，当然是满嘴甜言蜜语，称赞安禄山超逸绝群，极力玉成其好事。安禄山因此被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

安禄山从这件事中尝到了甜头，从此是屋顶滚核桃——一发而不可收，凡过往的使者，都暗中加以贿赂。使者们回朝后，当然是一派赞誉之声，安禄山由此深得玄宗的关注。

有道是塞翁失马，福祸相依而已。安禄山升任一例，证明了玄宗既赏识安禄山，又青睐李林甫，从此后听信李林甫谗言，开始重用胡人作为边帅，结果引火烧身，使得大唐王朝陷入了祸乱的泥沼难以自拔。

而安禄山呢，也因曲意逢迎而位高权重，随之野心膨胀，开始恣肆妄为，渐渐地踏上了不归之路。由小疾而酿成大患，是谁之过也？设若以此而论，我们简单地把安史之乱的根源归咎于张守珪，恐怕实在是难服其众。倒是李林甫出于一己私利，运用他的口蜜腹剑，使玄宗利令智昏，从此以胡人为边关将帅，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才应是首席养痈遗患、助纣为虐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