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东晋门阀

为重新建立南北统一的帝国，这片辽阔国土上的人们，努力了近四百年。北方做了两种尝试：一种是东魏、北齐汉人胡化的实验，失败，被灭国；另一种是以胡人汉化为主的民族大融合实验，北魏、西魏、北周三朝统治者前后相继，国家在动乱中前进。草原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让汉族文化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发展。

南方也在尝试，但南方的尝试是被束缚的、被捆绑的，束缚南朝发展的是世家大族，捆绑他们的是门阀政治。

这种束缚来源于一次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迁移。

西晋政权建立后，内乱不断，北族南迁，政权不稳，危机重重。为寻退路，西晋选择在江南建立后方基地，封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让他偕同北方名士王导等人共同南下，进驻建邺，组建西晋预备流亡政府。

西晋灭吴后，视江南豪族士大夫为“亡国之余”。南方世家大族，视接受东吴投降的司马伷为灭国仇人，司马睿是司马仙之子，所以也是仇人。

当司马睿等人到达江南后，东吴旧地的江南地方名流对他们置之不理。南渡的西晋士族官僚，也同样被瞧不起。

举家南迁的士族拿着金银、背着家谱、带着书籍，却无法携带、搬运土地。他们到了江南，为了生存就得同当地士族争夺土地资源，使用人力就会和江南士族争夺人力资源，子弟人朝为官就会和当地士族争夺政治资源，南迁的北方大族，因名望高，多居显位，驾驭吴人，对当地士族地位造成了威胁。如此一来，必然发生矛盾，而且是尖锐的矛盾。为抵制北方士族，代表南方世族利益的周记、周勰父子谋划叛乱。叛乱因告密未能成功，但足以警醒司马睿等人。

当地士族盘根错节，自己在此无根无基，稍有差池就会灰飞烟灭。司马睿等人要想站稳脚跟，必须尽力化解矛盾，拉拢南方士族。

与此同时，南方士族因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又受到流民起义打击，为保利益，萌生了接受司马睿的意愿。

司马睿授予南方士族官职，保障他们的利益。王导等北方士族通过与江南士族之间联姻，构建了千丝万缕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

准流亡政府在北方南迁人口集中的地方，建立与其北方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如北方有琅琊郡，南方设南琅琊郡；北方有徐州，南方设南徐州。司马睿为南迁人口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侨州、郡县的设立减少了对南方士族利益的侵犯，又能加强对南迁人口的控制，稳定农业生产。

北方南迁士族和江南本地士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曾经新亭对泣的过江诸人，得以在江南扎下根来，并在西晋灭亡后于此建立了东晋（317-420年）政权，司马睿即晋元帝。

预备流亡政府转正为真正的流亡政府。失去大本营的司马氏皇族力量羸弱，东晋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北迁的百余家士族和江南本地士族。司马睿在政治上、军事上依赖琅琊王氏，王导管政治，王敦管军事。

皇权与贵族（世家大族）共治天下，门阀政治模式形成。

所谓门阀，门即门第、门望，阀即阀阅。门第，指家族社会地位的贵贱高低。门望，指名誉声望。阀阅，指功绩经历。贴在大门外的柱子上，表彰功劳的叫阀，贴在左边；表扬经历的叫阅，贴在右边。这两根柱子叫阀阅。门阀政治模式下，皇权与士族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制衡，皇权被限制，士族得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得到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

在政权存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在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下，东晋接收了南渡人口近百万，为南方人民和北迁百姓提供了稳定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

随着大量人口南迁，江南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发，南、北文化交流融合迸发出勃勃生机，兴盛的文学，灿烂的艺术，魏晋名士所表现出的风度为后世津津乐道。

在名士风流、魏晋风度的掩盖下，却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门阀政治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先天的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他们不思进取，也不可能进取。

进取就要让渡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失去特权，失去特权的贵族将不再是贵族，会像秦汉时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滑落到平民的最高等级。

先秦贵族的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

而到了秦汉时，平民的四个等级是士、农、工、商。

门阀政治下世家大族不可能以自戕为代价，来为百姓谋求福利，为国家谋求发展。

此时，长江以北，十多个民族陆续登场，无暇频繁南顾。秦岭、淮河、长江都是天然的屏障，立足已稳的门阀士族逐渐产生偏安一隅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了禁锢东晋乃至后来南朝发展的精神枷锁。

外部压力减弱，之前被掩盖的矛盾开始浮现。

司马氏皇族不甘心做傀儡，世家大族也想自己做皇帝。

于是，皇帝寻找理由，往重要岗位安插亲信。

士族则打着万能的勤王旗号，屡屡发动兵变。更有另辟蹊径者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增加自己的威望。士族桓温通过北伐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间曾收复洛阳，使东晋恢复对洛阳的控制近十年。

皇权与士族都企图破坏力量均衡的状态，内耗不断。总体是皇权较弱，皇权不倒，大权被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控制。

勉强平衡的状态，在公元373年开始被打破。

热衷北伐的那位枭雄桓温因病去世，东晋军队失去领军人物，几年后，统一了北方的氏族政权前秦准备趁机南下。

383年，前秦苻坚携一百多万军队，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浩浩荡荡杀向东晋。

苻坚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正是成语“投鞭断流”的出处，这次战役还产生了另一个成语：风声鹤唳。

苻坚自恃兵多将广，又求胜心切，接受了东晋前线指挥官谢玄的提议，让东晋军队渡过淝水，双方决战。

前秦军接到一个后撤的命令后误以为前方打了败仗，狂奔逃命，在路上听到风声、鹤鸣，都以为是东晋追兵。

东晋军队趁机渡过淝水杀敌，前秦战败，北方再次陷入混乱。

淝水之战是东晋门阀士族谢幕前最后一次漂亮的亮相。

西晋以来世家大族，可以做至公卿，寒门庶族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士族地主，因为拥有世代做官的特权，日益腐朽堕落，曾经的奋励之气消失殆尽。士族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赢 气弱，不耐寒暑”。

他们设法独占轻松又升迁快的官职，没人愿意担任庶务繁重的职务，也没人愿意到军中去任武职。空出来的武职给了寒门庶族发展机会。

在淝水之战中打败苻坚的东晋北府军，是由名士谢安招募北方流民组成。北府军中有一名作战勇猛、屡立战功的寒门子弟刘裕，因功累迁至建武将军。

公元403年，士族桓玄（桓温庶子）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取代晋安帝司马德宗称帝，建国号楚。

次年，刘裕起兵反对桓玄，攻入建康，迎回司马德宗。刘裕击败桓玄，建康台城里把持朝政的权臣从士族名流变成了寒门军人。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国号宋，史称刘宋，刘裕是为宋武帝。

士族阶级的东晋被推翻，南朝开始。

南朝走进了死胡同

南朝走进了死胡同。所以，宋、齐、梁、陈全是短命王朝。

先看刘宋。

宋武帝因目睹士族势力对皇权的挟制，又曾经历过农民战争风暴，因此称帝前后，限制士族势力，集权中央。实行土断之法，严禁世族隐匿户口。降低农民租税，废除苛繁法令，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宋文帝即位后，继承宋武帝生前多项政策，社会生活有所发展，国势较为强盛，史称“元嘉之治”。

刘宋后期，宗室和将帅争权夺利，连年内战，生产遭到破坏。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沉重，农民暴动时有发生。

萧道成在刘宋末内战中掌握了禁卫军权力，公元479年，萧道成逼迫宋顺帝禅位，改国号齐，史称萧齐，萧道成是为齐高帝。

刘宋，国祚六十年。

再看萧齐。

齐高帝即位后，吸取刘宋灭亡教训革除宋的诸多暴政，朝政较严明。齐高帝去世后，齐武帝继承其风格，发展农业，兴办学校，齐国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和文化都有所发展，称为“永明之治”。

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的治世转瞬即逝。

南朝刘宋以来，许多庶族地主为免除所承担的赋役，往往通过行贿，得以在黄籍（两晋南朝时的正式户籍）中伪造父祖爵位，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以便获得更高的官职。

齐高帝时设立校籍官和置令史，清查户籍。将那些被认为是伪造的户籍，一律退回本县改正，称为“却籍”；而本应服役纳赋但利用造假户籍避开的，都要继续承担赋役，称为“正籍”。齐武帝继承了这一政策。

校籍过程中，富有者通过涂改户籍逍遥法外；贫苦人民反被污蔑伪造了户籍，无端地受到惩罚。

富阳唐寓之起兵叛乱，反对校籍，称帝后有三万“却籍”户前去投奔，齐武帝出动禁军才将叛乱平息。

南齐的宗室和南朝宋的宗室一样，喜欢搞内战。内战又给了武将机会。

公元501年，雍州刺史萧衍攻入建康。第二年，萧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史称萧梁，萧衍是为梁武帝。

萧齐，国祚二十四年。

再看萧梁。

梁武帝，堪称道德楷模，勤政、宽仁。在他的治理下礼教得到发展，儒学获得新生，人口昌盛，经济繁荣，出现了“天监之治”。

梁武帝的宗室表面和气，实则分崩离析，野心家侯景攻打都城时，宗室们互相猜忌牵制，觊觎皇位，无心救援。寒门军人陈霸先在平叛过程中掌握了军权。

公元557年，萧方智禅位，南梁灭亡。陈霸先称帝，改国号陈，陈霸先是为陈武帝。

萧梁，国祚五十六年。

最后看陈朝。

陈武帝也是一代英主，建国后笼络江左豪族稳定政局，着力恢复江南经济，收复淮南失地。陈文帝、陈宣帝都励精图治。但是，“侯景之乱”使江南经济受到沉重打击，陈朝内乱不止，经济凋敝。经过几代君主努力，经济还是无法恢复到“侯景之乱”以前的水平。

最终，在昏庸无能的陈后主登基后，陈朝被隋朝所灭。

陈朝，国祚三十三年。

宋、齐、梁、陈四朝，就是这样治世、乱世、治世、乱世，不断来回切换，个个都是短命鬼。

根源还在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的东晋虽然灭亡，但门阀士族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却在继续。不思进取的士族有特权，有势力；为出人头地，乐于担任俗务繁杂官职、辛苦又危险军职的寒族则有能力。

在当时士族势力仍很大的情况下，皇权要想稳固，需要团结士族；治理国家，却不能指望这些寄生虫和废材，因此，皇帝又需要寒族。

士族和寒族盯着的都是官职和权力。所以，士族和寒族产生矛盾，皇帝试图调节士族和寒族之间的矛盾。

刘宋朝宋文帝（刘宋第三位皇帝，武帝刘裕第三子）在位时，寒门出身的徐爰官至中书舍人，很受宠信，宋文帝命琅琊王氏的王球（王导曾孙）多和徐爰交往，增进了解。

王球却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

没落的士族为保护原有的政治、经济势力，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区别士庶，于义为美”。

他们限制婚姻关系，严禁与非士族通婚。极力垄断仕途，排斥父祖辈没有官职的人参与统治。

新兴的寒族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必然想办法获得更高的职位。而担任高官本是士族的特权，很多寒族在军功越来越高时，无法再获得对等的官职和权力。

所以，寒族掌握足够的军权后，就会起义推翻原来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频繁的宗室内乱和农民暴动也为寒族建立军功、获得更多的兵权创造了机会。

新的政权建立后，又重复之前的过程。整个南朝都在循环往复地改良东晋的门阀政治。

宋、齐重用寒族和宗室，打压士族，灭亡了。

梁吸取教训，复兴士族，然后在士族、寒族、宗室间大搞平衡，也没有 成功。

等到陈朝建立的时候，南朝已经病人膏育，参汤可以续命，却救不了命，何况等到陈后主即位时，连参汤都没得喝了。

既然这条改造东晋门阀政治的路走不通，南朝为什么不能见贤思齐，向北朝学习？因为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同。

北朝政权主要在解决各民族间的矛盾，矛盾通过以汉化为主的民族大融合得以消除；南朝的民族矛盾是对外的，是对北朝的，不是主要矛盾。南朝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

通过宋、齐、梁、陈的实验，我们看到了，士族地主和寒门地主的矛盾无法调和。

危殆的士族地主“精神腐朽，躯体脆弱”，无法保卫国家；新兴的寒门地主，也“贫榁勒索”，百姓饱受摧残，阶级矛盾又被激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因此，整个南朝地方上农民暴动不断，朝廷上混混和流氓轮流坐庄，阴谋和杀戮的阴云总是弥漫在建康城上空，史书中“攻入建康”四字频繁出现。

先天不足，改良失败，没落的士族，魏晋风度终将被雨打风吹去。

在南北拉锯战中，南朝的土地不断被北方攻占，且战且退。从以山东半岛为东部疆域，退到都城建康附近，国都险些变成边疆。从以淮河流域为界线，退到了长江边上，到陈朝时长江上游也落到北周手上，只能缩在东南一隅，土地面积只配做个诸侯国了。

改良门阀政治，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南朝的实验，得到的是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