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所谓“订婚强奸案判决助长男性恐慌”的观点中，往往存在着片面和错误的认知。法律的判决是基于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旨在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不能因为个别案件的判决结果不符合某些人的主观感受，就大肆宣扬所谓的“男性恐慌”。每个案件都有其特定的情境和证据，法律会公正地进行考量和裁决。我们不应被情绪左右，而应理性看待法律的执行，避免过度解读和无端指责，以维护社会的法治环境和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强奸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也要保障男女的合法权益，做到公正平等。

这种非常荒诞的质疑角度及危言耸听的结论，背后所隐含的东西，恰恰是该案判决要竭力消除的社会糟粕，现在却被反咬一口。

文 | 张彦宗

山西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4月16日宣判，维持了阳高县“订婚强奸案”一审判决，被告人席某某强奸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审审判长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解释了本案的社会关切，核心解释是披露了认定强奸罪的证据链。目前来看，这个判决未能止息纷争，反而加速了不同观点的对立。

本案二审宣判后的观点对立，不只是一般网民出于直觉的各执一词，法学专家、律师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很大。

认同强奸罪成立的专业人士，认为只要审判长说的事前、事中、事后证据链确凿，席某某违背被告婚前无性行为的明示、实施违背受害人意志的暴力犯罪及事后控制女方等，认定强奸就没问题。

而质疑强奸罪名的人，认为审判长提供的证据信息，不足以支撑“强奸既遂”，其核心理由是受害人处女膜未破裂，其体内未检出加害者的DNA，只在床单上检出精斑。

审判长虽然强调了被害人“事后清洗”，却未提供浴室使用记录、水痕检测等客观证据佐证。这种情况下，单凭“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这一解释，说服力不够。

仔细考究，舆论对强奸罪名的分歧，其实集中在席某某是强奸既遂还是未遂，亦即，是否存在性器官实质性插入。

虽然强奸未遂也并不影响强奸罪的认定，但法律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审审判长在答记者问中，对于席某某强奸行为的描述是，“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席某某称与被害人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等。

审判长并未使用法言法语来确认是“既遂”还是“未遂”，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被害人隐私，也可能有别的考虑。但这种不够百分百清晰的表述，确实为现在的被质疑埋下了由头。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质疑中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认为本案终审判决引发了“婚恋即高危”的男性恐慌，“进一步瓦解婚姻信任”，据此反推“订婚强奸案”定罪量刑不当。

这种非常荒诞的质疑角度及危言耸听的结论，背后所隐含的东西，恰恰是该案判决要竭力消除的社会糟粕，现在却被反咬一口。

山西“订婚强奸案”重申了一条犯罪的红线，该红线指向性非常明确：那种以为只要订婚、只要给了彩礼就等于女方性同意的看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

如果一个男人有幸在中介所被女性看中，且真心实意地将订婚当作女方同意培养感情的起点，而不是对方同意过性生活的起点，他就不该也不会感到恐慌。

退一步说，无论是在恋爱阶段还是在婚姻状态下，一个男的如果不能尊重女性，不能意识到对方在性同意上的态度，却偏要仗着体力优势放任下半身思考，随心所欲，那这样的男的本身就是“高危”因素，而与婚恋是不是高危没有关系。

“订婚强奸案”不只是对女性的保护，更是对相互尊重理解的男女关系的指引。

资料图

更有甚者，有论者将山西“订婚强奸案”与南京彭宇案相提并论，认为前者也会导致社会风气走下坡路，这就是纯属错误类比了。

核心事实是，彭宇案中他撒谎在先，后被交叉证明的报警记录揭穿谎言，终于在一审后的二审庭前调解阶段承认撞到老人，赔偿和解，暗示席某某像彭宇那样被冤枉，至少现在看来没有事实基础。

彭宇案让大众树立了搀扶老人时自保的习惯，哪怕是笑谈，或真有讹人的案例出现，也等于是划定了救人者与被救者之间必要的边界。

具体到订婚强奸案，社会效果如果能达到在婚恋关系中划出性同意的界线，让男的绷紧法律意识，有风度也有法度，未尝不是件造福男男女女的好事。

还要看到，山西“订婚强奸案”所重申的法律原则，不仅会保护女性，也会保护男性。

既然知道性同意的界线不那么明朗，那就好好做个人，不要油腻，不要用下半身支配上半身，遵守社交礼节，尊重女性意志。

至于列举那种极端的男被女“仙人跳”的案例，没有可类推的价值，说得太多不仅危言耸听还会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