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加关税与国内减税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笔者曾在《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六月期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详加阐述过。这并不是笔者自己的学术猜想,而是基于特朗普的家人间接透露的信息;更加重要的是,笔者曾经从包括中方在内的其他渠道交叉验证过。可惜的是,至今理解者不多,相信者寥寥,因为理解上述逻辑,不仅需要人们具备财政税收和国际经济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求人们摆脱大国对抗的宏大叙事带来的思维惯性。
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可能再次面临债务上限的约束。尤其是如果他未能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话,债务上限的压力会驱动他再次发动关税战,既包括对华关税战,也可能包括对其它贸易伙伴(欧洲日本墨西哥东盟),以此获得更多联邦税收。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兑现他对选民的承诺,帮助美国制造业,另一方面平衡其减税带来的额外亏空。正因为如此,最近他又放话,一旦上台,要用关税取代各类所得税。可见其思路一以贯之,未曾改变。
数据:美国的财政赤字变化(2000-2023)和美国国债规模占GDP之比(1945-2024)。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货币政策将再次追求大幅减息和扩表。理论上讲,联储是独立于白宫的,特朗普只有任命鲍威尔的权力,没有中途开掉他的权力。但是最近有美方朋友告知,如不配合减息,鲍威尔的联储主席地位将岌岌可危,特朗普有可能迫使鲍威尔主动辞职,并任命更加服从自己的人选;联储内部其实已经在准备预案应对以下场景:鲍威尔迫于白宫压力而快速减息,或者在他被迫辞职后,特朗普任命的新主席转向宽松政策。美国通胀从前年的9%降到了最近的3.3%,距离2%的通胀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却似乎降不下去了。一旦再次开始宽松周期,叠加国内减税、加关税、驱赶移民等驱动通胀上行的政策,美国的通胀指数会飙升到什么水平,值得联储的女士先生们费一番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