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俄乌前线的硝烟，到中东地区的博弈，再到围绕台海与南海的频频动作，世界似乎正被一种熟悉的“剧本”所支配。“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实力至上”……这些原本躺在国际关系教科书里的词汇，如今充斥着媒体的头条。

为什么强权政治的思维如此根深蒂固？为何在经历了全球化浪潮后，世界仿佛又退回到那个信奉丛林法则的时代？

要理解今天这一切，我们或许需要一次思想的溯源。在20世纪帝国扩张与全球秩序重塑的过程中，美国与德国作为两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参与者，共同塑造了一种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的思想传统——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如何在大西洋两端形成、传播并演化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

在 《大西洋现实主义：帝国与国际政治思想的德美交汇 》中，思想史学者马修·斯佩克特（Matthew Specter）指出，现实主义既非美国冷战思维的产物，也非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跨大西洋的知识协作结果。通过对拉采尔、豪斯霍弗、施密特、摩根索、格雷韦等关键思想家的深入分析，书中揭示了“国家利益”“空间秩序”等核心概念的形成逻辑，也剖析了德国与美国如何在世界大战与冷战中吸收并重塑现实主义思想。

帝国的“成长小说”

《大西洋现实主义》导论·节选

在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当中，存在着三组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霍布斯主义或现实主义传统，它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康德主义或普遍主义(universalist)传统，它认为有一个潜在的人类共同体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格劳秀斯主义或国际主义传统，它认为国际政治产生于一个国际社会之中。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1977

许多不同的观念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归入“现实主义”。与我们政治词汇中的很多概念一样，人们也从未就这个词的具体含义达成过共识。谁不想宣称自己的政治观是现实主义的呢？谁若忽视了“现实主义”的字面意义，便会被斥为理想主义、天真幼稚或乌托邦主义。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当中，“现实主义”(realist，有时也写作Realist)一词指的是一批学者、知识分子所持的一连串立场，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认同政治光谱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观点。20世纪最能明确“现实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批判者身份的作品，就是爱德华·卡尔于1939年发表的《二十年危机》一书。与“古典现实主义”表面上的含义恰恰相反，这一概念是在卡尔之后才被发明的，人们将从古至今的众多先辈都划归到这一标签下，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卡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欧洲政治问题专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1977 年一篇有关国际关系演变的著名文章(其副标题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写道，像他这样的现实主义学者正忙着弄清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是否“打破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两年后，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出版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如今这本书被视为新现实主义的莫基之作。霍夫曼表达了现实主义者普遍存在的自我怀疑情绪，而沃尔兹为摇摇欲坠的理论范式奠定了新的基础。

几十年来，关于沃尔兹对古典现实主义的修正究竟是一种完善与强化，还是拙劣地同义反复，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的批判者们就一直指责现实主义是一种“日益衰退”的研究模式——在修补自身论点漏洞的过程中，现实主义者反而有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性。随后，人们又创造出了大量的新名词——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以应对来自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经验批判。关于这一传统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理论中心，直都存有争议。正如研究此议题的杰出史学家尼古拉斯·吉尔霍特(Nicolas Guilhot)所言，“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着三对无法解决的核心紧张关系：现实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规范性与描述性之间的关系、权力最大化与审慎之间的关系”。然而，尽管这些深刻的紧张关系确实存在，现实主义仍然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理论范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时至今日，学科内部关于它的相关争论仍未停歇但与此同时，一个多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许多核心概念——无政府状态、悲剧、强权政治、国家利益却几乎没有改变，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惊讶。

现如今，在许多美国决策者和“思想领袖”的眼中，现实主义似乎是唯一能解释世界的宏大理论叙事。吉尔霍特指出:

现在，很多人都批判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错误干预手段以及与俄罗斯展开的危险对峙，但其理由并非基于反帝国主义，或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这些行为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其忽视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智慧。

在美国第二次入侵伊拉克的近20年后，新保守主义已彻底声名狼藉。而“现实主义”在学界与政界的复兴可以追溯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初。当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等著名现实主义学者以伊拉克战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由，颇具先见地对这场战争表示反对。当伊拉克战争陷入泥潭之时，决策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汉斯·摩根索等古典现实主义者的“永恒智慧”。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日益崛起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古老理念的回归。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回归大国竞争”描述为世界政治的核心主题。同时，地缘政治也在复兴。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指出，弗朗西斯·福山所设想的历史终结已彻底屈服于“地理的复仇”。普京身边的地缘政治学者正描绘着欧亚大陆主义的蓝图，而特朗普与拜登则一致致力于“遏制中国。频繁出现的“对华新冷战”一词强化了伊拉克战争后的共识，即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传统正在日益走向复兴；而中国人也饶有兴趣地阅读着现实主义者的作品。

经历了特朗普四年不连贯且极具破坏性的决策之后，许多大西洋安全事务专家与决策者都希望恢复先前那种不太反复无常的美国霸权模式。自诩为古典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批评了那些将美利坚帝国视为“和善管治”(benign dispensation)之人的观点。他认为，“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就是一个神话(myth)，掩盖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这一前提假设。与那些期望恢复支离破碎的自由主义秩序的人相比，波特建议美国摒弃自己的自由主义秩序神话，转而追求一种不抱幻想的强权政治。

特朗普领导了一场针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传统”角色的反抗，但美国所享有的“领导权”传统也只有70年的历史。特朗普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是因为美国大部分民众对25年来的单极化以及一连串的战争感到疲惫不堪。历史学家、退役上校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曾指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诉求契合了普通民众对精英主导的全球化的不满，而这为美国重新思考其全球军事霸权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尽管自二战以来，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常以现实主义者自居，但现实主义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却是复杂的。例如，虽然提出“遏制理论”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认为自己属于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但在其思想中，现实主义的确切含义却始终“难以捉摸”人们对其的解释也众说纷纭，这常常令凯南懊恼不已。摩根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也时常对他人的解读感到不满，并最终努力与他费心创造出来的“现实主义”保持距离。在凯南与摩根索的菩作中，他们都对冷战期间的“现实主义”决策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本人却对这些举措持不同意见。在决策层中，现实主义者时进时出，还经常被排挤在外。凯南、摩根索与亨利·基辛格影响了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的每一任美国总统，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证实了现实主义作为冷战与冷战后美国决策范式的重要性。但有关“现实主义”内部一致性的重大问题却仍未得到解决。

现实主义在冷战期间所发挥的确切影响之所以难以明确，是因为冷战期间的许多决策者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者。相比之下，在学界的传统中，这两种立场是对立的两极。20世纪主要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如卡尔、汉斯·摩根索、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和阿诺德·沃尔弗斯(Armold Wolfers)等，都曾将“自由主义”视为自己的主要对手。1939年至1954年间的第一代古典现实主义者将其论点归结为对威尔逊主义和广义的战间期“理想主义”的批判，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与其他国际机构能够消除战争或缓解严重冲突。但这种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截然二分的做法让人们很难看到在冷战前、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重叠。

《大西洋现实主义：帝国与国际政治思想的德美交汇》

[美]马修·斯佩克特 著

李旭 王紫珠 译

定价：79.80元

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9月

“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强烈推荐

挑战传统叙事，重塑现实主义谱系

揭示20世美国外交学说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隐秘关联

内容简介

在20世纪帝国扩张与全球秩序重塑的过程中，美国与德国作为两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参与者，共同塑造了一种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的思想传统——现实主义。本书以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思想演变为线索，系统梳理现实主义理论如何在大西洋两端形成、传播并演化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

作者指出，现实主义既非美国冷战思维的产物，也非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跨大西洋的知识协作结果。通过对拉采尔、豪斯霍弗、施密特、摩根索、格雷韦等关键思想家的深入分析，书中揭示了“国家利益”“空间秩序”等核心概念的形成逻辑，也剖析了德国与美国如何在世界大战与冷战中吸收并重塑现实主义思想。在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的背景下，理解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历史变迁，对于重新思考国际政治格局和全球权力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马修·斯佩克特（Matthew Specter），思想史学者，专攻现代欧洲与跨大西洋的政治思想史，尤其聚焦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语境，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国际历史理论顶尖期刊《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副主编，代表作有《哈贝马斯：思想传记》《大西洋现实主义》。

名人推荐

通过摩根索这一复杂人物，马修·斯佩克特不仅梳理了移民到美国的德国学者们充满矛盾的轨迹，还将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置于一个全新的视角——美德之间的大西洋思想交流。这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两个崛起的工业强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这是一部原创的、富有启发的、才华横溢的著作。——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名誉教授

德美关系的一个独特方面是可追溯至革命时代的政治与宪法思想的相互交融。马修·斯佩克特的引人入胜的研究表明，现实主义概念经历了数次跨大西洋的传播——这一过程并非如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灾难，而是始于美利坚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鼎盛时期。——康斯坦茨·施泰尔岑穆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布鲁金斯学会德国与跨大西洋关系弗里茨·斯特恩讲座教授

马修·斯佩克特丰富的历史著作重写了现实主义的谱系。他揭露了美国外交政策默认立场的思想基础。这不仅是对跨大西洋思想史的重大补充，在一个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世界里，本书也是一部及时之作。—— 亚当·图兹（Adam Tooze），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斯佩克特对现实主义的重要文化历史作了重新诠释，将其思想起源从魏玛共和国追溯到 19 世纪末的帝国主义。他展示了美国和德国思想家如何沉浸在关于帝国主义和竞争的地方性假设中，发展出为帝国辩护和国际使用武力的理论，它们至今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萦绕不去。——伊莎贝尔·赫尔（Isabel Hull），德国历史学家，康奈尔大学荣休教授

目录

中译本序

英文版序

导论

帝国的“成长小说”

第一章

以世界大国的角度看世界：德美综合体

第二章

现实主义之前的“现实主义”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卡尔·施米特的帝国比较研究

第四章

缔造现实主义者：第三帝国中的威廉·格雷韦

第五章

地缘政治：二战期间大西洋传统的死亡与重生

第六章

美国式的权力政治：汉斯·摩根索与正统现实主义的创生，1940-1960

第七章

现实主义在西德的危机与重建，1954-1985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