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北京大学刚刚公布考古专业的分配名单时,一个学生的家长痛苦地哭喊着:“我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能把他派到敦煌去?”
那年,同样被派到这片令人忌惮的“敦煌”工作的,还有一位瘦弱的女孩,樊锦诗。
樊锦诗其实并不想去莫高窟,但为了尊敬的老师的嘱托,她决定义无反顾地前往。
在离开之前,她和男友约定,三年后他们会在武汉重聚。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成了永恒。从青春的青丝到暮年的白发,樊锦诗为何能在莫高窟坚守如此长久?她为什么被称为“敦煌女儿”?
樊锦诗生于1938年的北平,虽然出生在北方,但她在上海长大,浑身散发着浓厚的上海气息。
她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位注重学问的书生,期望她能饱读诗书。因此,他为她取名“锦诗”,寄托了自己对女儿学识渊博的期许。
樊锦诗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她的学习成绩始终优异。她特别喜爱阅读,书籍是她童年世界的最好伙伴。
在中学时代,樊锦诗曾读过一篇课文,讲述了莫高窟的壮丽。课文里提到,莫高窟中有数百个洞窟,里面珍藏着精美的彩塑和壁画,这些文化遗产让人心生敬畏。
这段记忆深深植入她的心中,尤其是在1958年,她考入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后,樊锦诗便不断收集与莫高窟相关的各种资料。
大学快毕业时,她主动申请去莫高窟实习,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现实和梦想之间,居然隔着满天的黄沙。
初到敦煌,樊锦诗这位曾经娇嫩如花的上海姑娘,很快便被刺骨的风沙扑面而来,弄得满脸灰尘。每次洗头后,她的发丝上都残留着一层难以清洗掉的白碱,黏腻的感觉让她很是难受。
在研究所里,资深的前辈们告诉她,虽然水资源匮乏,但连这种带有碱性的水都要节约使用。作为从南方来的女孩,这一切让她感到既陌生又艰难。
不只是水源紧张,连食物也极其匮乏。除了白菜、土豆和萝卜,几乎没有其他的蔬菜了。每当看到邻居树上结满了果实,樊锦诗也只能默默忍耐,偷偷垂涎,却不敢去摘一颗解解馋。
终于,在一次水果丰收时,樊锦诗分到了一份。那天晚上,她一口气吃掉了所有水果。时隔多年,她仍然记得那一晚的美好,感慨道:“那晚的水果,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
尽管物资匮乏,樊锦诗努力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但最令她难以忍受的还是这儿极为干燥的气候。温差巨大,夜晚时常难以入眠,身体逐渐出现了不适。
不久后,樊锦诗因身体虚弱,几乎连走路都感到困难,老师担心她出事,急忙将她送回了北京大学,而她的实习期还剩下三个月。
从此,每次提起敦煌,樊锦诗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阵的惶恐和不安。毕业后,当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敦煌工作时,她的心情是复杂而沉重的。
与此同时,她和男友彭金章的婚约也到了关键时刻。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而樊锦诗深知两地分居的痛苦与无奈。
就在她犹豫不决时,北大考古系主任苏秉琦的一番话,让她最终决定踏上前往敦煌的征途。
苏先生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要感谢你,你去敦煌是为了编写考古报告,这份报告将是考古界的‘二十四史’,重任在你。”
当时,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近代以来,敦煌莫高窟一直饱受掠夺,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便带走了藏经洞中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涵盖了天文、地理、习俗、宗教、医学、经济等多个领域,堪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而最精华的部分早已流失海外。
敦煌的苦难和劫难,成为了几代学者的痛,而让敦煌学回归中国,也成了几代学者们的梦想。
听到苏秉琦教授的期许,樊锦诗的眼眶瞬间湿润,内心的责任感涌上心头。她暗自发誓,要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在3到4年内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临别时,彭金章轻声对她说:“我等你。”
樊锦诗哽咽着安慰他:“很快,三四年,你等我。”然而,他们竟然分别了19年,直到那一天终于团聚。
刚到敦煌,樊锦诗感受到了这里的风沙和恶劣环境,远比她的想象要严酷得多。她的住所竟是一座破庙。
有一天,她去土厕解手,刚走出门口,就看到一双绿色的眼睛,瞬间,她的心跳加速,感到无比恐惧。她本能地认为自己遇到了狼,连忙跑回屋里紧闭门窗,整夜心惊胆战。第二天,才发现那双眼睛竟然属于一头驴。
这个“笑话”让樊锦诗哭笑不得,但却深深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凉。为了减少对上海生活的思念,她刻意避免照镜子,努力不去想外面的世界。
然而,孤独的夜晚常常让她倍感寂寞:“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忘记了我,连老彭也好像忘记了我。”
1967年,樊锦诗和当初的恋人彭金章已结为夫妻。尽管他们有了孩子,却始终分隔两地。
当她怀孕时,樊锦诗和彭金章商量好,她会去医疗条件较好的武汉待产,但由于无法请假,她只能独自在敦煌生下孩子。
医生见她没有家人陪伴,建议她发电报告诉丈夫:“你生了个男孩。”
樊锦诗苦笑道:“即便是个金娃娃,他也赶不过来。”
此时,彭金章已经带着为孩子准备好的衣物和营养品,焦急地等着火车,直到满头大汗地赶到敦煌的病房。见到虚弱的妻子和赤裸的儿子,他心疼得眼泪直流。
接下来的日子里,彭金章细心照顾妻子,给她炖鸡汤、冲奶粉,一切尽心尽力。
尽管生活渐渐温馨,然而,老彭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他们不得不再度分离。
在长久的分离中,两人决定要尽早调动工作,以结束这种分居状态。可直到第二个孩子五岁时,他们的心愿仍未实现。
忙碌的樊锦诗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能将两个儿子送到武汉,由彭金章抚养。她曾感叹:“我的心被撕裂了,一边是莫高窟,一边是我的家人。”
1983年,《光明日报》的一名记者在采访时,偶然发现了樊锦诗儿子的来信,信中说:“这次英语考试我没及格,感觉很羞愧,也很着急。爸爸带学生去考古了,我很想念你,什么时候回来?”
记者被她长年忽略家庭的艰辛所打动,写下了《敦煌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