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一部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著作。在这本写于1944年的著作中，他告诉世人那些古典经济自由观念下的市场主义不会令世界更幸福，根源在于19世纪之后出现的现代市场世界根本性的矛盾——“理性”市场逻辑主导的经济—政治结构看似可以自我调节，实则难以为继。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2月26日专题《卡尔·波兰尼：告别市场乌托邦》B04-05版。

B01「主题」卡尔·波兰尼 告别市场乌托邦

B02-B03「主题」波兰尼的双城记：在维也纳和乌托邦之间

B04-B05「主题」《大转型》当我们抗拒市场时，我们在抗拒什么

B06「主题」《抓住兔子》破损记忆构成的雪花屏

B07「文学」若是鼓手开始斗争：关于黑特·史德耶尔的写作

B08「中文学术文摘」传播研究　文摘一则

撰文丨孙睿

市场的变迁：

历史与观念

“市场”从观念和理论上被普遍地理解和包容，亚当·斯密和1776年的《国富论》功不可没。《国富论》成为日后以市场为核心构建的经济学奠基之作，但在斯密这里市场应该被接受和包容是因为市场能够使得社会在和平的状态下更加融合并创造繁荣。这和他的《道德情操论》主题一致，即社会的合作、秩序和繁荣应该基于什么、怎么建构，可以说《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的另一面。

《国富论》希望展现出的机制是：一个人出于追求利益的动机，通过分工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就能使得整个群体的生产效率提升，财富也会更好积累。但斯密从未认为市场可以脱离道德和同情心来理解，自利也不是自私，而是一个关心自身处境改善的天然动机。并且这一理论具有极强的自由主义色彩，与文艺复兴以来对个体自由和人的理性的肯定一脉相承。市场参与者们不需要任何指令驱使——不需要上帝的意志，也不需要强制命令，只要他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利害得失（这是人性中自然的存在，不需要失去自己的尊严获得），按照自由意志进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协作与合作。这一整个机制无人设计也无需干预，因此古典经济学天然地将政府角色置于市场之外，最好的政府应该是“守夜人”：让市场机制更纯粹、自然地发展而不要去做多余的干扰。之后对市场体系的信任不断被理论和思想强化，19世纪自律性市场体系成为世俗社会的一种“救赎”，市场体系似乎可以自我调节、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反过来政治和社会需要为这一机制重新改造自身，波兰尼认为一切的危机便由此引发。

波兰尼的写作意图并不是反市场、反自由的，也不是要完全反对古典经济学家。争议的焦点在于古典经济学的观念和理论、思考和推断具有的某种抽象意义，这既是经济学的优势也是其劣势，“抽象”意味着经济学越来越抽离掉了真实、具体的社会历史。波兰尼眼中“市场制度”不是理论演化的结果，而是一个真切的历史过程。市场包含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关系，在以前的世界中，市场从未独立的、脱嵌于社会。自利理性的前提并不是理解市场和交易的全部。波兰尼认为从人的“自然”动机上讲，交易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实现社会关联、获得社会地位、尊严与认可。人类的经济动机在原始部落时期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互惠性的交换也能实现分配，并且以物易物的交换也具有复杂的体系。西欧封建主义终结时，历史上的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尤其是大规模的实物经济、要么是家计——为自己需要而生产。这些经济活动的准则并不是市场性和逐利性的，调节经济活动的规则也不是效率或竞争，而是习俗、法律、宗教和社会关系。

《大转型》

作者：（英）卡尔·波兰尼

译者：冯钢　刘阳

版本：商务印书馆2025年7月

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和市场的恢复、发展和活跃已经被经济史学家所肯定。这一时期的市场形态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乡村集市，参与者大多为附近乡村或城市的人，交换的多数也是日常生活用品，包括但不限于粮食、肉、奶酪、纺织品等。在市场中领主们有权征税、管理以及监督。

第二类则是城市的交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中以手工业和贸易为生，脱离了封建领主管辖的自治城市，工匠和商人行会变得十分重要。从现代市场经济视角认为行会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的观点是片面的。1600年之后行会的确表现得越来越保守。可是在漫长的中世纪，行会是十分重要的。行会确实具有等级制，但行会将工匠们的生存状态用大家认同的规则区隔开——学徒制的年限、不准随意开设除自己行当之外的生意、店铺与技艺的继承等。这些现在难以理解的“陈旧”规则，是为了保证从业者能够对自己赖以为生的工作状态有稳定的预期，抑制过分竞争状态对每一个人的伤害，并且保证了手工业技术的传承——长期、专注的，不被竞争干扰的投入。行规大多是集体议定的，既是规则也是习俗。中世纪的市场，因行会的存在才能延续，这不仅是经济性的，更是社会性的。工匠们生存的底线没有跌落到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中的工人那样，只能依赖工资、靠着免于饥饿的本能驱使被迫地工作。学徒时期确实难熬，但是师傅和学徒之间并非资本家与工人那样，小作坊里面前店后家，学徒、仆人、师傅和师傅的家人一起生活。工匠作坊也不会有太多存货，大多依赖订单，客户也是固定的，没有人会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去生产。这意味着学徒们是作为一个非竞争的、完整的人而不是可供资本家选择的劳动力参与经济生活的。

第三类则是大商业群体和城市之间的贸易。比如封建领主在税收驱使下，对市集的维持和鼓励——典型的是12世纪中叶逐步兴盛的香槟集市（The Champagne Fairs），位于巴黎东北香槟伯爵领地形成了全年无休的贸易，成为欧洲南北贸易——即连接佛兰德斯—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一带和意大利重要的节点，集市上常常能见到意大利人带来的香料、东方的丝绸和北方商人带来的羊毛布料。还有以跨区域的商团为代表的汉萨同盟，从13世纪至17世纪左右以波罗的海和北海为中心的汉萨同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和政治、军事联盟。同盟为商人争取贸易权利，禁运和可能的军事行动成为可信的威胁。需求量大的一般商品——例如毛皮、木材还有北海的鲱鱼是同盟的主要商品，城市包括吕贝克、汉堡、不来梅、科隆等。英国最初的羊毛出口主要依赖并非本国商人而是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贸易与市场逐步繁荣的过程中，市场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没有脱离过社会，在乡村依赖封建传统，在城市则有古老的行会，在跨国贸易中依赖更多是商人自治群体。市场在社会等级、身份、习俗、规则之下，依旧有着货币清算、传统银行业、商业信用、商业习俗和商事法庭等方面的发展。

《大转型》让人们意识到一件矛盾却又显而易见的事情：虽然市场是重要的，但自律性的市场不应该成为信仰式的存在。自由市场结构的全面和普遍化从来不是人类社会自然的结果，其中君主和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与市场之间不可能存在超然的状态，市场主义根本无法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抱有因理论“完美”而造就的超越姿态。一切与经济理性不同的动机未必都是错的。

巨变的前奏：

市场社会的形成

大约16世纪开始，一种新的贸易观念和实践——重商主义逐步兴起。中世纪中后期，欧洲逐步进入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状态中，这成为重商主义兴起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民族国家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政治理性化、世俗化的滥觞。在逐步摆脱神权统治、国家主权意识以及国民群体的塑造上，民族国家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欧洲的国家治理也从依赖传统、宗教习俗转向依赖职业官僚体制、法律以及专业知识体系。经济活动（尤其是贸易）与一国整体的财富相关的实践和认识慢慢出现。重商主义最早认为要禁止金银流出，随后转向了要维持一国的贸易顺差来实现金银的净流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就认为国家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增加贵金属储备，增长的财政收入要服务于王室。他的具体政策包括发展皇家手工工场的高档商品生产、建立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对英国的呢绒和意大利的丝绸等制成品征收高关税、修建公路和运河以降低国内货物流通成本等，后来这些被称为“柯尔贝尔”主义。

而英国的重商主义集中表现为对外贸易扩展中国家对商业利益的维护，比如1651年诞生之后不断修订的《航海条例》对于英国航运垄断的强化——输入英国以及殖民地的货物只能由英国船只或者货物生产国的船只运输，对进口制成品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国内新兴的呢绒业，对远洋贸易公司给予特许垄断权等等。重商主义下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对外贸易与一国的财富相关，外贸优势的维持依赖于国内的生产优势的维持。这一思路使得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对内希望结束封建分隔的市场状态，对外希望贸易的主动权在本国商人手中而不是商业联盟。欧洲历史上“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与这种世俗“政治—经济”结构转型联系紧密，近代早期的市场不是历史自然结果，而是有着民族国家意志的深度参与的结果，只是这一时期各个地区内部的市场结构还有着很强的传统因素，国家政策并未使得市场脱嵌于社会。

重商主义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遭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猛烈批判。一国财富不是金银而是劳动和产物，财富的源泉在于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财富也不是金银储备的增加而在于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流动式的循环，这本就是《国富论》的观点之一。贸易的零和博弈关系更是遭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否定。他认为即使一国在商品生产中处于劣势，只需要专注于生产成本较低的商品，通过对外贸易交换依旧能使两国都获利。对外贸易不应追求永恒的顺差以及金银流入，而是想办法获得本国难以生产或者生产成本昂贵的商品。高关税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难免会招致报复，最终无人获益。关税、补贴和特许权都扭曲市场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今天耳熟能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起点。

威廉·透纳，《雨、蒸气与速度——大西部铁路》（1844）。

李嘉图时代的英国是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是英国的生产能力因为工业技术的加持成为全球第一的时代。在波兰尼眼中，这一时代正是巨变的开端。19世纪欧洲经历了难得的百年和平，伴随着金本位的出现意味着自律性市场理念已经在实践层面上由英国推广到更多国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再由政治或者其他非经济因素决定，货币的调节依赖金本位就可以实现自由贸易下的两国获益——只要一国货币价值与黄金挂钩、可自由兑换、黄金可以自由进出口。贸易逆差国的黄金会流向顺差国，随之逆差国的物价、工资水平下降，又使得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优势恢复使得贸易回到平衡点上。金本位意味着一国的政策应该以尊重国际贸易市场逻辑为前提，它要求政府在政策选择上为市场让步。19世纪中后期到1914年是金本位的黄金时期，自律性的市场机制已经表现出强大、独立和脱嵌的状态，政府应该尽可能保证市场机制在各个层面上完美运行，可是20世纪30年代各国对金本位的放弃标志市场主义的全面衰落。

自律性市场神话的破灭

为什么会放弃金本位？完美自洽无需干预的市场究竟怎么了？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是波兰尼写作的起点。以金本位的衰落为例，20世纪的巨变问题在于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我调节体系以及由此而延伸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乌托邦。社会存在的基础：人、土地、货币本质上是“虚构的商品”——这些重要的自然的、社会的存在，没办法简化成为商品性要素。当市场将其商品化时，反抗的力量就会出现。

以波兰尼对劳动力商品化与贫困的论述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贫穷”在中世纪观念中是复杂的。物质的清苦甚至是一种修行的美德。慈善活动、帮助穷人是获得救赎的途径之一，穷人常常会得到教会的帮助。大量的穷人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早期圈地运动造成的生存困顿的农业人口，这些人居无定所到处游荡，引起了政府的恐慌。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开启了世俗政府干预社会贫困问题的先河。当时规定济贫要以教区为单位，要让有劳动能力的去劳动等。1795年在伯克郡斯品汉姆兰地区治安法官会议上提出《斯品汉姆兰法令》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它将补贴与工资、家庭规模和面包价格相关联，保证工人家庭无论工资高低都能获得一个与基本食物价格挂钩的最低收入。当时伯克郡骚乱口号就是“面包与正义”，这一法案推行极大地缓和了南部农业地区的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当时因拿破仑战争而飞涨的面包价格的矛盾。可这也压低了市场工资，因为雇主们知道工人会被补贴，工人的收入反而被锁定在生存水平区间。大量的工人成为被救济的对象，济贫负担越来越重，工资也失去了市场性调节的可能，引起纳税人的强烈不满。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批评该法案，认为它鼓励穷人多生孩子。

1834年英国结束了济贫补贴，在波兰尼眼中是现代“市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真正的劳动力市场被创造出来。《济贫法》的本质是对市场不断侵入人类生存状态的保护，保护“生存权”不会完全暴露在市场波动下。1834年之后彻底实现了“让市场去掌管穷人”，工作的动力彻底建立在动物性的自然本能上：免于饥饿。波兰尼深刻的质问在于：为什么生存一定要建立在这种动物性的铁律之上？而被拆解掉的人的社会性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弥补？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人，除了获得商品属性的工资之外，既没有人与工作环境、城市的有机融入，也没有社团和组织。劳动力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人，这些人需要尊严，需要生存权，需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被接纳。日后不断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一处境的回应。

由此可见当代世界被两种核心力量所拉扯，一方是从19世纪开始独立发展的自律性市场社会，它将人、土地、货币不断地商品化。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结构的社会都会进行下意识的行动——保护社会免于被市场的撕裂甚至毁灭。这种反市场的运动没有明确的主义与纲领，却无处不在且具有多样的实践性。整个20世纪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也由此引发。《济贫法》是这一行动的表现，之后的法西斯出现某种程度上也在回应这一问题。

追寻复杂而真实的自由

《大转型》让人们意识到一件矛盾却又显而易见的事情：虽然市场是重要的，但自律性的市场不应该成为信仰式的存在。自由市场结构的全面和普遍化从来不是人类社会自然的结果，其中君主和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与市场之间不可能存在超然的状态，市场主义根本无法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抱有因理论“完美”而造就的超越姿态。一切与经济理性不同的动机未必都是错的。一个真实的社会是厌恶甚至无法承受那些看起来是市场自我调节过程中的波动，比如失业、通货紧缩等等。欧美政体中对市场的抗拒会通过选票表达出来并此起彼伏地出现。对市场的抗拒也是理解各种意义上保守主义的重要视角——包括理解世界贸易中的保守和民族主义问题。

从个体层面上讲，个人作为劳动力独自面对市场也不过100多年。在漫长的过去，人们也会日复一日生产和交易，而市场只是生活的延伸，人与生活的关系没有被市场撕裂。《大转型》严肃而又理性地指出人不可能只是劳动力式的存在，实现完整的应该是人本身而不是市场，这才是历史的自然。从个人、政府到社会层面对自律市场的反抗，是在现代市场体制建立之后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自律市场的乌托邦已经破灭，人们永远需要思考和重构什么是好的市场和社会关系，不要一劳永逸地认为照着某个理论和信仰就可以找到答案。从根本上讲，波兰尼是一个坚定捍卫人类自由的学者，因为他诚恳而深沉地希望人类以真实、完整的姿态生存在一个复杂社会中而不被伤害。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真实的自由与平等，这是人类社会应为之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