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四川自贡,就有一支武装,被人们称之为“叫花子营”。他们军队不像军队,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但他们却拥有武器,领头人李炳文也称营长。手下称他为“营座”。
这支队伍没有统一的军装,身着五花八门的军服,有的滇军入川留给他们的,有的者是从军阀混战中死去的士兵身上拔下来的,军服颜色有灰色、黄色、麻黄色,士兵中大多只有一顶军帽,身上的军装,基本上是百姓装,有些用染料染成了谈黄色,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服装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武器除了一把手枪和两根长枪之外,还有几支自制的土枪,有十来支大刀和长矛。
这支队伍,之所以被称为“叫花子营”其实还有段故事。据原《自贡日报社》老报人张天纪讲述:这支队伍本来就是一群乞丐,家道破落的李炳文从外地流浪到自流井以后,将他们集聚在一起,李炳文童年时上个学堂,有一些文化,于是,这群人在李炳文的统帅下,自称丐帮。李炳文还为他的丐帮指定规矩,后来,丐帮越做越大,涉及到周边的荣县、富顺、威远、内江等地,于是,李炳文将丐帮中的身体好、年轻的弟子,组成了“评议队”。
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政府令赵尔丰、端方剿办四川革命军,黎元洪、黄财两都督及四川绅商请求滇军派兵援助。蔡锷任命谢汝翼为援川军第一梯团长。“谢部取道东川、昭通人川,川督赵尔丰闻滇军至,交出政权兵权”。10月下旬,谢部进抵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
谢汝翼
当时四川境内土匪横行,民遭涂炭。自流井土匪周鸿勋作乱,士绅请求派兵围剿,谢汝翼认为自流井是全川财政支柱,为保全川财源,同意派兵清剿。遂派黄硫成率部进驻自流井,富顺、南溪及川南一带剿灭土匪。
当时,黄硫成的部队路过自流井时,在街头遇见李炳文带着他的“评议队”,虽然穿的破破烂烂,但手中有大刀和长矛,黄硫成便想临时收编这支队伍,用来协助打土匪,可以减少部队士兵的伤亡。于是,电告谢汝翼获准。黄硫成收编这支队伍后,成立暂编新一营营长。黄硫成部平乱之后,看见这支队伍实在不像样子,贪生怕死,好吃懒做,毫无组织纪律。于是,离开自流井时,便没有将他们带走。这样,叫花营又恢复了原样,从此,“叫花营”的名称便流传了下来。
黄硫成率部离开自流井之后,李炳文继续把持“叫花子营”。李炳文是个聪明人,他深知“叫花子营”要想在自流井生存下来,不能得罪官府,也不能得罪当地的盐商和乡绅,更不能像土匪一样烧杀抢掠。因此制定了较为严厉帮规。但丐帮要维持“叫花子营”的开销,却成了大问题。不久,李炳文将“叫花子营”移交给丐帮的向麻子。向麻子将“叫花子营”驻地搬到了吊脚楼(今自流井区解放东路上一条居民下河挑水的水巷子,路旁有一条污浊不堪的大水沟。出水巷子右边的石坎上,有一座吊脚楼)。然后,向麻子将“边棚”分布在孤老院(天主堂后面)、后山坡、牛屎山、善后桥下和火井沱的“叫化岩”(系一岩石伸出,下临河边,枯水时乞丐麇集,故名)等处,每处都有他指定的头目统率指挥。
为了维持“叫花子营”的生活来源,向麻子开启了三条财源:一是贩卖私盐到外地去卖;二是向办婚丧喜庆大事的人家估要软取;三是拣炭花出售给盐场用来烧盐。
一次,“叫花子营”贩卖私盐,富顺码头上被盐警队查获,导致一死一伤。还有一次,“叫花子营”押运一船盐巴到重庆,被杨森的部队截获,人跑回来,盐却丢了。
“叫花子营”向办婚丧喜庆大事的人家估要软取的手段光怪陆离。“叫花子营”经常向各街巷的打更匠、厨师、装水烟的、吹鼓手、找扎匠等人打听消息。无论哪条街、哪家人,只要有人去包席、雇装水烟的和茶炊的、请吹鼓手的、买找扎纸火的,他们的喽啰看到听到,便要马上打听清楚是办什么事。
如办丧事,死的是什么样人?做斋、开奠、出殡是哪几天?凡是婚嫁、生儿育女的,某天某时要破土凿井的,某井某灶见功的,某人某日接办或接佃某井某灶的,春节后某家井灶商号算红帐的,迁入新居的,要远行的,外来此地的人,回家的,军政官吏调动起身的,他们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向向麻子汇报。
所以,向麻子虽然身居“中军大营”,对各方面的消息却十分灵通。至于本地有名的地主豪绅、巨商大贾,即所谓“大公”、“二公”本人连同他的老婆的生辰寿诞,他们在平日早有详细的调查记载,就不用临时打听了。
向麻子接到有关消息后,一面派人准备礼物,一面分派队伍,指示如何行动。他本人则按照实际情况,或亲自出马,或安坐老营。他们所准备的礼物,以当事人所举办事情的性质不同而异。
对于丧家,敬香时用钱纸香烛,开奠时送素纸挽联。办喜事的,用大红贺联一副,红绫一幅。每副对联都写明当事人的行号,如“某某老太爷”、“某某大老爷”、“某某宝号”、“几旬大庆”、“令郎荣冠志喜”、“开张鸿发”之类的上款;下款则写“某街贫民恭贺”,很象真诚送礼似的。他们无论对于哪家都要准备同样的礼物--火炮。
火炮有大小之分,他们一到当事人家的门口,先放小的一串火炮,表示他们到了。还有人手中拿着一饼大的没有打开的火炮,准备他们的头头敬香或贺喜时,做出就要燃放的样子。
有些人家怕多花钱,便急忙劝止。但他们估计当事人是出得起钱的,便立刻点燃。是办喜事的,就高喊:“给主人家道喜啦!”并把对联挂起。他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主人当然要加倍还给他们才行。对识趣付款的,他们也很识趣,张罗完就走人,对不识趣的主,他们就在门口堵塞来的客人。如遇到主人钱给少了,或使他们赔本了,那他们要同主人算帐的。火炮钱好多,对子钱好多,总要讨索到对方实在不能再加了方才罢休;同时,趁势把他们所送的对联取回去。
他们估计当事人如果是出不起好多钱的,便只把对联摆在桌上并不打开,或只打开一点,因那里面所写的都是千篇一律,同当事人家的实际情况不符,一打开就要“现相”,所以只能露上不露下。如遇官吏卸任,就在道旁摆张桌子,上面摊开一张红绫,放一碗清水和一面镜子,恭维你这位官长“清如水,明如镜”。然后恭立桌后。
估计讨钱不会多,就不放火炮,怕的是赔本。军官有护兵马弁簇拥,站着跪着都不会理睬,只好把火炮点燃,把红绫搭上轿子或系在马颈上,等待对方叫“发赏”。
有一次,某军官明升暗降(团长升参谋长)离自流井,他们也去放炮挂红,高喊“恭喜团长连升三级”。军官大怒,命勤务兵将红绫扯了摔在地上,挥动盒子枪把他们撵开,丢几角钱于地而去。喽啰俯首拾钱,凄然摇头曰:“拿这几个钱,真是血盆内抓饭吃!”
有的豪绅巨富,为了炫耀自己有钱,大办丧事,散发孝帕,设有贫民席。如遇此等人家,挽联就不拿走,另送香烛钱纸到灵前排队磕头,就可饱食酒肉。有的人家还要格外“发赏”,那就更加满意了。
向麻子把队伍分成好多组,分批先后去到当事人家,是他们要钱的方法之一。衣帽整洁点的,一直进入礼堂敬香或道喜,并宣称要帮忙打杂,象很有礼貌似的,使当事人不能不以一般客礼相待。穿襟襟挂绺绺的,则聚集在门口,高声喊叫“孝官老爷”或“新贵人”、“多谢下子嘛”,如当事人不理,他们就象春雷爆发一样,齐声轰吼,闹得四座不安。
这时,向麻子手下有个头目名叫徐歪嘴的,便乘机站出来向轰吼的人们说:“办事人家是大方的,一会儿有交涉,不要吼!”软硬兼施,逼使对方出来把事情搁平。
当事人为了减少这一批又一批应付的麻烦,只好去同向麻子他们办交涉,请他们出来帮助解决。于是,他们就乘机讲价还价,软讨硬要,以达到最高限度的要求才止。对于一些“土老肥”,则含讥带讽地估倒要。
但对于请有武装团丁的有势之家,知道硬要不行,便用恳求的态度讲话,但却将矛头指向为主人帮忙的人。
如主人姓王,明知帮忙的人姓张,故意称他为“王大爷”,还说:“帮我们说几句好话嘛,要得到你好多哟!”意思是你已抱给某人去了,跟着某人姓,“你”字最挖苦人。
又如明知帮忙的是井灶的小“丘二”,偏不照一般称呼“某老师”,而呼为“某二爷”(当时侍候人的跟班的通称),亦极讽刺。帮忙的人如动了气,他们就拿一些人说好话,赔不是,拿一些人顶嘴,故意吵闹起来,惊动主人。待到主人开口“再赏点钱给他们”时,他们便说:“你看,主人家本来是厚道的嘛!”弄得帮忙的人啼笑皆非。
有些人家办事怕麻烦,知道他们能包干,便事先同向麻子交涉办妥,一概由他们去对付,钱完全交给向麻子。向麻子按照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包下来后,届时派几个头目到场安排打发就行了。
如遇到有不是“叫花子营”的,强硬“扯拐”(捣蛋)的,他们便拿言语打招呼,或大声吼骂,甚至拳打脚踢,估倒拖开,大逞把头的威风。
他们对要来的钱的分配办法,一般的讲,向麻子要提二或三成,头目要提一或二成,其余才归大家来分。如果有私藏起来隐匿不报的,一经查出之后,就要受严厉的处罚。向麻子手下有个姓王的头目,得钱没报,就被驱逐了。上面所述,就是向麻子他们的生活来源之一。
他们生活来源之二,是拣炭花和杂物的收入。从文武庙到关外的沿河(釜溪河)两岸,商店居民经常倾倒炭渣和垃圾。
在这些东西中,有不少炭花和杂物可以寻拣。只要向麻子的兄弟伙放上一个撮箕,旁人就不敢去动,他们便可慢慢地去寻拣。寻找到的东西所换得的钱,须以一部分孝敬“叫花子营”。
向麻子他们有时还受人雇佣去替人“出热”。例如,一九一六年,大资本家王和甫的兄弟王鸳祥,在湖广馆开了一家戏园,名叫“钧天茶园”,生意很好。另有一个叫王学培,人称“王公公”的,看了眼红,也在王家塘地方开了一家戏园。
这么一来,“钧天茶园”的生意当然要受影响。王鸳祥为了打击王家塘戏园,便把王家塘戏园的特别座戏票买了八张,雇请向麻子的兄弟伙去看戏。当台上的戏正演到精彩处时,这八个乞丐便把他们烤的烘笼同时拿出来,一齐吹火,弄得全园烟雾弥漫,逼得观众们纷纷散去。园主没法,只得出来向他们说好话。
向麻子他们讨钱,有他们的一套“术语”,好像是经过训练似的。他们随机应变,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情况,说些“大吉大利”、“吐寿字”、“送财神”的恭维话,使那些达官显贵听到高兴,不好不给钱。例如,见着出门人要还乡,便说:“恭喜你,抱财回家!”见着请春酒或平常应酬的,便来一个“贵人请贵客”!某盐商有一次为盐务问题代表场商去重庆,他们便说:“给代表道喜,恭喜你旗开得胜!”某老板嫁妹妹送轿子回家时,他们跟着轿子撵,放火炮。资本家怒问:“啥子事嘛?”(在重男轻女的旧社会,认为当舅子是不光彩的事。),他们含笑答道:“门当户对嘛!”某盐商的女儿结婚,举行婚礼时,已经打发了他们,后来女儿回家,他们又去放火炮。问他们:“刚才给了钱,又来干啥?”他们答:“那是新贵人拿的钱,恭喜你相府招东床嘛!”
在那个年代,“叫花子营”的生存之道,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后来“叫花子营”去那儿了?众说纷纭。传说上世纪30年代中期,向麻子病死,叫花子营便开始走下坡路,半年之后,自行解散了;也有传说是向麻子死后,“叫花子营”交给一个叫王典棠的人,王典棠将“叫花子营”带到资中,加入了国民党军队;还有一个传说是,王典棠接管“叫花子营”后,手下人不服,去了内讧,一个叫李泽华的人拉了一些人去了宜宾,王典棠只带了部分人马去资中。
关于“叫花子营”的传说,几十年来,一直在自贡流行,版本不少,但叫花子营后来到底去那儿了,终无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