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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大钊回国前后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与会代表，史学界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主要说法就达八种之多。比如，1994年5月，《李大钊研究辞典》中明确写到，“中国代表团由五人组成，有表决权的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琴华（李大钊）。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齐佳（女）、彭述之。”其中，罗文虎即罗章龙，刘齐佳即刘清扬。

2019年9月，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杨琥在编纂《李大钊年谱》（下册）中明确提到，“刘清扬回忆：1924年3月，北方区李大钊同志派我到广东工作。5月，接党中央陈独秀的通知，叫我随李大钊同志去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六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工人领袖）、姚作民（一般工人）、彭泽湘、卜士琦（青年代表，后叛变）和我（妇女代表）。代表团团长是李大钊同志。”紧随其后，“按：刘清扬此处回忆的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字有误。1924年3月30日，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通知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李大钊受命率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和已在苏联留学的彭述之4人出席大会。”2011年，李敏在《考证李大钊1924年的苏联之行》一文中提出，“代表团成员除李大钊外，还有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女）,以及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赵世炎、卜世琦二人。……多年来，不少文章中认为，当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中，还有罗章龙。但从现在看到的参会代表团成员登记表资料中，未见有罗章龙的姓名。”

2021年11月，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李曙新撰文《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从寻找和挖掘新史料，并对既往史料进行重新审读入手，将之前相关论著所涉及的与会代表逐一进行详细核实与考证，确认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共有五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卜士奇，其中前四人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后一人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是李大钊、王荷波、卜士奇，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清扬、彭述之，而过去把陈独秀、罗章龙、姚佐唐、赵世炎、彭泽湘和张太雷等人也列为与会代表的说法，均是不成立的。其中，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并不是与会代表；彭泽湘、赵世炎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但不是中共代表团的与会代表；罗章龙、姚佐唐出席的是赤色职工国际三大而非共产国际五大；张太雷不是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与会代表，而是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

这一考证结果，解决了原始文献速记记录中的“与会代表”和“资格审查材料”相吻合的问题，也解决了原始文献与当事人回忆相吻合的问题，对于结束史学界长期以来众说不一且颇多错讹的状态，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驱逐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通电全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国内形势发生大变。根据党中央决定，1924年12月3日，李大钊离开莫斯科启程从东线回国。

绥芬河是当年中东铁路这条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节点。中共二大后，为加强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绥芬河等地设立地下交通站。绥芬河的“大白楼”曾是中东铁路的铁路公寓，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秘密交通线接待站。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五大返回途中就住在“大白楼”。如今，李大钊在大白楼二楼住过的房间，展出的有床、写字桌、单人沙发等，床头悬挂李大钊的照片和生平介绍，还有李大钊曾撰写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在“大白楼”住了一夜，后安全抵达哈尔滨，又住在了王芳田的“宏昌茂”杂货店。李瑞景、王芳田向李大钊询问苏联的情况，李大钊说，“那里的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道路不可。”这次李大钊在哈尔滨又住了三天。临走时，王芳田问李大钊到哪里去？他说“回北京”，王芳田一听急忙从行李底下拿出刊有通缉李大钊的《盛京时报》，李大钊看后，既气愤又蔑视地说：“哼！反动家伙与革命就是这样势不两立，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个革命者不被通缉，这些玩艺没什么了不得!” 李瑞景也劝李大钊在哈尔滨暂时躲避一下，等平静时再回北京，而李大钊却坚定地说，“干革命就是要消灭他们，这些豺狼岂肯善罢甘休，不回北京中国革命怎么能走俄国的道路？”

李大钊婉言谢绝了王芳田、李瑞景的挽留，毅然离开哈尔滨，又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 （全文完）

编辑：袁心铎

主审：宁波 朱月娇

来源：唐山劳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