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著名政治家贾谊在其作品《过秦论》中提到，秦国的统一可以说是“奋六世之余烈”。提起秦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秦人，他们生活在甘肃天水一带，既不是周王室的亲戚，也不属于诸侯。最初，他们连爵位都没有，职责仅仅是为周王室养马，实质上是一个低级的职位，名副其实的“弼马温”。然而，历史的潮流总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发生变化。西周最后一位国君周幽王因继承问题引发了内部的动荡，最终被犬戎所杀，西周也随之灭亡。

无奈之下，周平王只得东迁至洛阳，历史上被称为“平王东迁”，西周就此变成了东周。在这场变故中，秦国因护卫平王有功，获得了伯爵的封号。周平王对秦伯说道：“镐京一带已被犬戎占据，如果你能够恢复这片土地，这片地方便是你的。”这无疑相当于给秦国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国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平定了周围的犬戎，最终占据了关中，这也是周人故土。秦国在征讨犬戎的过程中，历任秦公大多英勇战死，秦人因此也养成了勇猛、彪悍的个性。然而，由于与戎狄民族长期混居，在中原诸侯的眼中，秦国一直是一个未开化的戎狄国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南方的楚国，楚人在中原人眼中被视作断发纹身的“南蛮”。当时的中原文化认为身体发肤都受父母之命，剪发和纹身便代表了蛮夷之俗。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以中原为文明，四周的民族则被视为蛮夷——东夷、南蛮、北狄、西戎。

尽管如此，秦人所占的关中却是一个龙兴之地，八百里秦川，三面环山，东临黄河，中间是渭河平原。关中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要塞，每一处都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此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秦国既能守住这一片宝贵的土地，又能随时从函谷关出兵攻占中原。

这种地理优势使得关中成为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虽然历史上曾有东迁的情况，但洛阳始终是长安的副都。正因为如此，周朝的衰落带走了王者之气，而这份气运则传递给了秦国。至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成为中原的争霸主，秦国也曾尝试从函谷关向东挺进，争夺中原霸权。但由于东面有强大的晋国，多次东出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崤山之战，秦军几乎全军覆没。不得已，秦国只能转向西部扩展领土。秦穆公通过扩张疆土，消灭了多个国家，称霸西戎，为秦国崛起奠定了基础。

随着战国时期的到来，晋国分裂，魏国作为三晋之一迅速崛起，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通过任用李悝进行改革，使魏国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战国的强国。魏武侯时期，魏国任命吴起为军事统帅，吴起被誉为兵家“亚圣”。在吴起的带领下，魏国不仅占领了秦国原属的河西地区，还培养了一支精锐部队——魏武卒，这支军队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斗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特别是在阴晋之战中，吴起率领魏武卒以五万兵力击败了秦国的五十万大军。这让秦国在西部的局势愈加艰难，史称“魏霸河西”。

河西之地位于秦魏两国的交界处，魏国一旦占领，便可轻易穿越洛水，直逼秦国的腹地，对秦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之地。而当时，秦国的内忧外患十分严峻，外有魏国的压力，内有贫弱的国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孝公继位时年仅21岁，决心让秦国强盛起来，力图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的崛起。为此，他颁布了求贤令：“凡有能使秦国强盛之策者，愿意给予土地作为奖励。”

魏国失意的商鞅看到秦国的求贤令后，决定前往秦国效力。商鞅，原为卫国公子，名叫公孙鞅，后来因被封在商於之地，人们称之为商鞅。商鞅曾在魏国丞相公叔痤门下做客，公叔痤临终前推荐他，并警告魏王，如果不用此人，必将带来祸端。然而，魏王并未重视此推荐，认为公叔痤临终的建议并不值得参考，因此未予采纳。商鞅于是离开魏国，前往秦国。

到达秦国后，商鞅凭借自己的能力迅速获得秦孝公的认可，并开始着手实施变法。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大多已经失传，现存主要参考文献有《史记》中的《商君列传》、流传广泛的《商君书》、以及考古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打仗和种田。在当时，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商鞅认为与其讨论思想道德，不如关注如何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确保粮食生产。他的目标是让百姓专注于农业和战争。

为了确保改革能顺利推行，商鞅在南门树立了一根木柱，悬赏任何人将木柱从南门搬到北门，最初并没有人相信商鞅会兑现承诺。但商鞅提高了奖励，最终有人真的把木柱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给了奖励。此举让百姓对商鞅产生了信任，从而在后续的改革中取得了支持。商鞅开始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重点推动土地和农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