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非洲的蝗灾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因为生活在地球这个共有的大家庭中,一损具损,所以希望他们也能尽快度过灾难,过上安稳的生活。而从中国历史来看,灾荒是与人民深刻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对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也可以说成是一部人类与灾害的斗争史,但好在,经过顽强的斗争,古代人民坚强的生存下来,但是也有不少人殒命于灾荒之中。
唐代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给唐代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学界对于唐代灾荒的研究也已经极为丰富。而关于唐代记载灾害的史料,除了大量诏书、奏议以及辞赋、散文等之外,唐代文学成就的高峰诗歌中也有大量的记载。唐诗中有关灾害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水旱、蝗疫、寒冻等各种灾害类型几乎都有涉及,虽然诗歌相对于散文来说,文字较少,但其中的历史价值也是十分珍贵的。
1、唐代的蝗虫灾害与唐人的灾害思想
唐代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最多的是水旱灾害,而蝗灾与水旱灾害关系密切,民谚中有所谓“先涝后旱,蚂蚱(蝗虫)成片”的说法,即水、旱、蝗三者之间存在关联。蝗灾虽非唐代主要灾害类型,但其出现的次数也不少,危害程度不比水旱等灾害小,破坏力甚至更大。
《农政全书》指出:“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蝗灾影响范围极其广泛,所到之处草木皆尽,颗粒无收,故蝗灾往往是导致唐代饥荒最严重、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引起晚唐农民起义、导致唐代帝国走向覆亡的直接诱因。
据统计,唐代289年的统治时期中,发生蝗灾的年份就有42个,大约平均7年发生一次蝗灾,往往对社会经济及政治诸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如初唐太宗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盛唐玄宗开元三年七月“河南、河北蝗。四年夏,山东蝗,蚀稼,声如风雨。”。唐代中后期由于连年旱灾与长期动乱,水利失修,农田荒芜,自然环境恶化,更是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蝗灾。如德宗元年秋:“螟蝗自山而东际于海,晦天蔽野,草木叶皆尽”“历河朔而至太原,自淮、沂而洛汭,虫螟为害”关中灾情尤重,“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蒸曝,去足翅而食之”,而持续时间最长,设计范围最广的当属德宗贞元元年及文宗开成元年、二年、三年、五年等连年发生的蝗灾。长时间的蝗灾造成的后果就是农业无收,人民没有了可以食用的食物,树根等几乎都已经吃尽,最惨的景象应该就是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在唐代诗人的创作中,也可见这种严重自然灾害的诗化表现,以及天灾人祸中民生状态的悲惨写照,在唐代诗歌宝库中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笔,如《全唐诗》所录戴叔伦的《屯田词》、白居易的《捕蝗》、皮日休的《奉和鲁望徐方平后闻赦次韵》等等。
2、唐人所认知的灾害原因
对于灾害发生的原因,唐代社会普遍继承了汉代太女人感应思想基础上的灾害天谴观念,认为灾害的发生,乃因政道不行,即狄仁杰所云“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天降灾害是为“遣告人君,觉悟其行”,令其“悔过修德”。故灾害发生之后,统治者一般都会采取祈禳弭灾及修德理政等多种方式来消除灾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灾害是当时统治者们最有效的警醒手段。
因为古人知识认知的原因,他们只是认为这些灾害是上天的一种惩罚,所以每次灾害之中,神灵思想极为盛行。据《宋高僧传》记载,唐咸通七年,苏州吴县发生蝗灾,“时民人吴延让等率耆艾数十百人诣像前焚香泣告,当天蝗虫便越境而去。其结果虽属偶然,却说明唐代民间存在佛教禳灾的历史事实,以及唐代祈禳弭灾形式的多样性。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未脱离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仍然对于自然的认知存在缺陷,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社会思想内涵,即使到了清末也同样如此。
当然,除了迷信禳灾,唐代君臣也曾积极灭蝗。史载玄宗时,姚崇根据“蝗既解飞,夜必赴火”的特性,采取“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的方法,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灭蝗,收效颇著。但姚崇灭蝗却受到了朝中大臣的非议,“皆以驱蝗为不便”,其中黄门监卢怀慎云:“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卢怀慎的看法在当时颇为典型,但姚崇依然坚决灭蝗,体现出明显的人本思想与科学精神。因此姚崇也成为了诗歌之中有德之人的代表,作为正面形象被歌颂。
3、唐诗蝗灾书写中的政治内涵
由于汉儒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感应思想成为了唐人解释与推占灾害的理论工具,故唐代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捕蝗与放蝗之争,普遍认为蝗虫作为天灾,其根源为政德有失。唐诗中也往往将自然灾害与人事政治相关联,其中唐太宗“为民吞蝗”典故的运用更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意义。
白居易的《捕蝗》诗云: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
白居易追忆了德宗兴元、贞元初的蝗灾及其所带来的灾乱,认为兴元兵乱有伤阴阳,使邪气作而蝗虫生,蝗灾的发生乃是上天对政道之失的遣告,人力难除天灾。故统治者只能行善政才能驱蝗,并举太宗屯蝗以及汉代良吏之善政驱蝗等事例强调德政消灾的重要性。白居易所言反映了当时对于蝗灾科学认知虽然有欠缺,但已有人力灭蝗举措,即地方长吏采取以粟价回购蝗虫的措施鼓励灭蝗,白居易认为不行善政,吏治腐败,捕蝗反而会成为农民一大负担,从而强调以德驱蝗代替以人力灭蝗的灾害思想。
唐懿宗咸通十年制曰:“动天地者莫若精诚,致和平者莫若修政。……暴政烦刑,强官酷吏,侵渔蠹耗,陷害孤茕,致有冤抑之人,构成灾沴之气。”在唐人灾害思想中,酷吏苛政是蝗虫之灾发生的根本原因,因酷吏苛政会导致“冤抑之人”,从而“构成灾沴之气”,使得和气不复,而蝗蠈横行。故韩愈《郓州谿堂诗》所云“孰为邦蟊,节根之螟”亦将螟蝗之灾与恶政之害作类比,以草木节根之螟为喻,指出蟊为害之重。因此,苛政既是致灾根源,则良吏宽政对于百姓言便是最好的弭灾举措和生活保障。行而有效的政治措施也正是作者所要提倡的。
唐代人民对于良吏的崇拜在禳除蝗灾的行为中可见一斑。面对蝗虫灾害,唐人往往以古代良吏作为灭蝗祭祀的对象。晚唐汪遵《密县》即云:“百里能将济猛宽,飞蝗不到邑人安。至今闾里逢灾沴,犹祝当时卓长官。”卓长官即汉代名吏卓茂,任密县县令期间,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天下大蝗时,以其善政而使蝗虫“独不入密县界”,深得百姓的爱戴。在其去世之后,密县百姓为其设立衣冠冢,建立卓茂祠,受后世官民奉祀跪拜。而唐代也对卓茂进行祭祀,并且作为良吏的代表,加以歌颂弘扬。
而晚唐统治者的苛政与旱蝗等自然灾害是导致黄巢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史载:“黄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贩盐为事。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在懿宗与僖宗朝更之际,关东连年发生水旱蝗等严重自然灾害。乾符元年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广泛而严重的灾害,使农稼常年不稔,引发普遍饥荒,百姓只得食草而生,甚至坐以待尽。
政府在灾民难以自存的情况下,非但不加以抚恤赈济,反而苛敛赋税,极尽盘剥,使灾民雪上加霜,难以生存。所以说,严重的天灾背后往往有其人祸之因,政府抗灾无为,救灾无力,便会加重灾害发生的频率与程度,而吏治的腐败又使皇帝的救灾敕令如一纸空文,甚至上下相瞒,匿灾不报。这样的结果无非是加剧矛盾,人民遇见灾难,官府无所作为,黄巢自然会应势而起,反对当时的苛政。
4、唐诗蝗灾书写中的批判意义
对于“人祸”的揭示,是中晚唐蝗灾书写的重要主题,诗人往往将灾害发生的原因归于统治者的政道之失,将天灾的发生与政治腐败相关联,从而具有明显的现实批判与政治教化意义。在唐诗的其他灾害书写中,“为民吞蝗”的太宗亦常被当作德政榜样,作为为民消灾的明君,而引为现实批判的重要典故。
刘叉《雪车》云:“腊令凝绨三十日,缤纷密雪一复一。孰云润泽在枯荄,阛阓饿民冻欲死。死中犹被豺狼食,官车初还城垒未完备。……官家不知民馁寒,尽驱牛车盈道载屑玉。载载欲何之,秘藏深宫以御炎酷。……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奸慝。依违用事佞上方,犹驱饿民运造化防暑阨。吾闻躬耕南亩舜之圣,为民吞蝗唐之德。未闻垆孽苦苍生,相群相党上下为蝥贼。庙堂食禄不自惭,我为斯民叹息还叹息。”在这首写雪灾的诗歌中有蝗灾中太宗吞蝗的故事,可见作者对当时时代的官员们的批判,他们尸位素餐,导致民不聊生,而昔日的皇帝太宗仍能亲历经民情,可见对时代的失望。
晚唐兵戈之乱加上自然灾害的频发,农民所遭受的剥削便更为惨重,贪官污吏一如官仓之鼠,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百姓甚至颠沛流离、无以为生,所以人们认为,天灾为时有,人力难回天,苛政既是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枷锁,也是导致天灾发生的罪魁祸首,即“暴政烦刑”和“强官酷吏”致生冤抑而“构成灾沴之气”。诗人将批判矛头直指地方官吏,指出人祸甚于天灾,可谓不无道理。“强官酷吏”往往令百姓深恶痛绝。天灾最怕的也许正是碰上人祸吧。
5、总结
文字记录的东西更能反映社会现实。唐诗的诗歌多是当时作者们的由衷而发,读书人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因为他们也无力改变当时时代的运行规则。在天灾面前,碰上无作为的官吏,只能说是当时老百姓之苦,倘若官府稍有作为,最起码能够在其位行其政,倒也不见得唐朝的历史能够那么快速的消亡,只能说为官必要对得起人心。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农政全书》《后汉书》《全唐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