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互相对照，二者各自为了解溥仪的成长和清朝末年的宫廷生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庄士敦在担任溥仪英文教师期间，详细描述了逊帝小朝廷的状况，尤其是紫禁城内的宫廷生活以及溥仪求学期间的种种细节。两人的叙述角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描述同一事件的细节时，两者的记忆也有所出入，这一点揭示了人的记忆如何随时间变化而产生偏差，也让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历史记载往往离真实情况有多远。

庄士敦在书中记述了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每天清晨五点半进入宫中开始授课，夏天如此，冬天则是六点开始，而授课到七点便结束，随即离开毓庆宫。然溥仪在自己的回忆中却表示，他的上课时间是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庄士敦还提到，陈宝琛每次见到溥仪时都要鞠躬行礼，但溥仪记忆中，老师们只是简单行注目礼而已。两者的这些细节差异，或许说明了历史的多重面貌和个人感受的不同。

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中，溥仪写道：

“我每天的学习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后来还增加了英文课，时间是下午一到三点。每天早晨，我都会在八点前乘坐金顶黄轿来到毓庆宫。一到宫门，我喊一声‘叫！’，太监就会回应并去召唤书房里的老师和伴读们。老师们进殿时，程序是固定的：首先是捧着书的太监，然后是第一堂课的老师，最后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会站在那里向我行礼，作为见面礼，而我不需要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规定的。接着，溥杰和毓崇会向我请安。礼毕之后，大家便各自入座。我的座位在北侧，朝南，桌子前的独座是我的，老师则坐在我左手边的西侧，伴读者则坐在老师旁边。此时，太监们会将帽子放入帽筒，然后默默退去，课程才正式开始。”

考虑到溥仪写《我的前半生》时已是五十年代，且中间经过多人修改，而他最早开始上学时年仅六岁，那时还在宣统三年。相比之下，庄士敦则在1919年开始进入紫禁城为溥仪授课，彼时溥仪还是个少年。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些往事，溥仪的记忆和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述的内容有所不同，这其实很自然，因为距离那段岁月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时光差距，再加上溥仪在成长过程中，宫中的礼制和习惯或许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尽管如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描述的上课流程和礼仪，仍然与庄士敦的描述相吻合。溥仪虽然是生活在五十年代的作者，庄士敦作为外籍教师的身份和背景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且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像庄士敦这样的人物被视作帝国主义分子，理应受到批判。然而，溥仪并未直接赞扬这位老师，但在细微之处却可以看出他对庄士敦的钦佩之情。他写道：

“总之，庄士敦的一切在我眼中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如此香浓。庄士敦让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更是其中最有学问的代表。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居然能在我身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穿的毛呢衣料让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产生了动摇，他口袋里的自来水笔让我对中国人使用毛笔和宣纸产生了自卑感。自从庄士敦带来了英国兵营的军乐队进宫演奏后，我更是觉得中国的丝弦乐器不堪入耳，甚至连宫中的大乐也显得苍白无力。庄士敦曾嘲笑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我便真地剪掉了我的辫子。”

可惜的是，庄士敦未能有机会读到他学生溥仪写下的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