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处于唐与宋之间一段仅有53年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它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个字——“乱”。

在这一历史时期，军阀混战，弱肉强食，带来的是民生凋敝、经济破坏、文化倒退。

不过，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五代的“乱”其实只是一种表象。

在“乱”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从唐到宋，虽然仅仅间隔了53年，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正是因为五代起到了重要的过渡和转折作用。这种过渡和转折，都有哪些体现呢？

1、枢密使

枢密使出现在唐朝后期，起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职务，它负责沟通皇上和宰相，相当于文字秘书。

但后来，随着宦官逐渐把持朝政，枢密使的地位节节攀升，他们开始参与军国大事。

五代伊始，后梁将枢密使由内朝官改为了外朝官，也就是说它不再是皇帝的私人机构，而是成为正式的行政部门，并开始掌握全国最高军政大权。

此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也都设枢密使，而且这个职务皆由皇帝亲信或者是宰相兼任，其权势之重，另其他朝臣望尘莫及。

而且，有的枢密使甚至敢于与皇帝叫板。后周时期，王峻身兼枢密使、宰相之职，他自恃位高权重，常常对太祖郭威出言不逊，当时还直接干预了对宰相任命。就连郭威的养子柴荣都要惧他三分，待王峻死后才敢回京城。

枢密使权力之大，是当时武人跋扈的一个缩影，当然也是王朝屡屡更迭的重要原因。

所以，所谓“物极必反”，在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就对枢密使的权力进行了分割。他们不仅丧失了行政权，就连基本的军权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几乎失去了统管全国财政的能力。各地藩镇不但手里有私兵，还能私自积蓄钱粮，形同独立王国。

于是，唐朝将本来由户部掌握的财权交给了新设的三个财政部门，合称为三司。他们各司其职，各成体系，目的只有一个，加强中央的财权，削弱藩镇财权。

但是，此后的中晚唐包括再往后的五代时期，朝廷都没有真正把各地藩镇的财权统一过来。这种现象直到北宋建立才获得了根本的改观。

北宋时期，三司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完全掌握了全国的财政大权。三司的最高长官三司使又被称为是“计相”，其地位与参知政事、枢密使相当。

五代时期短短53年，除了南方诸政权相对稳定以外，位于中原的王朝换了5个，皇帝换了13个。

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因为藩镇制度没有被根本废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禁军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革。

在唐代，藩镇有募兵的权力，他们所募得的兵称为牙兵。牙兵虽是藩镇的私人武装，但也常常拥立新的主帅，轻易干掉原来的节度使。

因此，藩镇节度使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还会组织一支亲军。

而当他们成为皇帝后，这支亲军就成为了侍卫亲军。

侍卫亲军的最高统帅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的最高统帅为殿前都点检。

可因为柴荣的改革并不彻底，赵匡胤还是在殿前都点检的位子上夺得了皇位。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继续柴荣没有完成的改革，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点检一并废除，并将侍卫亲军一分为二，加上原来的殿前司，合称为“三衙”。

“三衙”的统帅被称为“禁军三帅”，他们除了负责驻防首都以外，还要在天下各处军事要地设防，并且还要轮岗。这样一来，京师的禁军再也无法拧成一股绳。

此外，赵匡胤还釜底抽薪，把地方上的精壮士兵抽调入选禁军，留在地上的军队只够剿匪之用，再也无力对抗中央禁军了。

唐朝灭亡以后，在中原接连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代。虽然五代实力较强，但由于连年征战，中原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致使人口大量南移。

而在南方，南唐、吴越、闽、前蜀、后蜀、荆南、南汉、楚、吴这9国则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特别是当时的江浙地区，是经济最为繁荣之地，南唐、吴越也号称富甲天下。

在中原，能拿得出手的大都市仅开封一地，而在当时的南方，像扬州、金陵、杭州等都是商业繁荣的大城市。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稳定在了南方，时至今日也未曾改变。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迁，五代的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唐中期以前，由于国力强大、疆土广袤，唐文化以兼容并蓄、包容大气闻名于世，包含了许多外来文化的种子。

但从唐后期到五代，由于各个王朝控制范围的不断缩小，中华文化也开始向内发展，回归它的本位，由此带来了儒学的复兴。

五代文化领域的一大亮点就是词的兴起。

词在唐朝本来难登大雅之堂，但在五代却异军突起，开始以诗平起平坐。因为有了五代的酝酿，到了北宋，词才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

综上，五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它上承晚唐，下启北宋，让唐宋看起来有如此多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