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曾5次要求慈禧改掉一大弊端，后人受益至今

新疆，这片位于中国西北的广袤土地，是国内面积最广、文化多元的省区之一，也是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提起新疆，人们脑海中涌现的画面总是那些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姑娘、辽阔无垠的山峦沙漠以及飘香四溢的羊肉串串。然而，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一百多年前却发生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反侵略的爱国斗争，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晚清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新疆，古称西域，清军入关后，中国大部分地区迅速实现统一，但新疆因地势偏远，中央政令难以传达。直至乾隆皇帝时期，多次出兵讨伐，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彻底铲除了新疆的反叛势力。然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新疆出现了地方豪强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阿古柏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攻占新疆，引发了著名的“阿古柏之乱”，同时沙俄趁机入侵伊犁地区。新疆的沦陷引起清廷高度重视，左宗棠等官员奋起呼吁清政府出兵西征，剿灭阿古柏匪帮势力。

1875年，左宗棠获命督办新疆军务，制定了西征的军事战略，着眼于安定北疆除伊犁外的所有地区，然后进军南疆。

同时，他积极治军，整顿部队，力争速战速决。这一时期，左宗棠的筹备物资和军费工作为收复新疆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878年，除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外，新疆再次回归祖国的怀抱。在伊犁问题上，左宗棠表现坚决，为了收回失地，他不惜再次动用武力与沙俄正面抗衡，绝不愿弃之不顾。1882年，沙俄被逼无奈将伊犁交还，至此新疆大部分土地都得以收复。

这使得“新疆”这个名字本身就显得寓意深远，成为中国从外族手中收复的失地，是失而复得的“新”的故土。

然而，新疆建省并非一蹴而就。在清朝末年，对于新疆统治政策进行了一次重大变革。初始阶段，实行的是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体制，根据归附顺序和对中央朝廷的忠心程度，分别设立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如在东部实行州县制，在哈密和吐鲁番实行旗萨克制。

然而，多元体制带来的好处也伴随着管理上的困扰，地方势力滥用朝廷旗号对农民实施勒索剥削，加剧了民族和阶级矛盾。内忧与外患交织，导致新疆陷入了危机之中。

在此背景下，魏源和龚自珍等清朝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并建立州县的主张。

魏源提出“追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的观点，呼吁改革现有体制以促进新疆的长远发展。而诗人龚自珍则更具体地分析了官制改革，提出要在新疆设立行省。这些先驱者的思想虽然未能在当时引起共鸣，但在历史长河中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在推动新疆建省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受到魏、龚思想的启发，深入研究新疆治理问题。在他平定叛乱，收复新疆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新疆的治理工作。1877年，左宗棠第一次上奏朝廷，正式提出新疆建省的建议。然而，由于时局不稳，该提议被搁置。固执的左宗棠于1880年再次上奏，第三次上奏则是1882年。他五次上奏朝廷，坚持不懈，表达了对新疆长治久安的渴望。

最终，左宗棠的坚持得以实现，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开置行省，刘锦棠成为新疆巡抚，拉开了新疆建省的序幕。这个改革也极大地增进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左宗棠的政治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新疆，他还推动了台湾建省。1885年，年老病重的左宗棠在临终前向朝廷连续上了两个奏折，请求把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

不久后，清政府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得以实现。然而，清朝末年腐朽落后，左宗棠一己之力难以挽救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他临终时感到深深的心痛和遗憾，因为他未能看到自己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得以充分发挥。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像左宗棠这样心系祖国、敢于担当的英雄。

他们或生不逢时，或倒在新中国胜利的前夕，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为之奋斗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这些民族英雄的无私奉献是中国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在时代的洪流中，这些先知先觉者带领着国家奋发向前，留下的足迹鼓舞着后人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