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2年春,50岁的李清照梅开二度,和一个满身铜臭的小官吏成婚了。仅仅3个月,李清照便不堪小吏的折磨,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朝廷。
此时,逃难回来的赵构“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授意杭州府把李清照投进大牢,押后待审。
宋高宗赵构为何如此憎恨李清照呢?
原来,自宋神宗一朝绵延下来的“朋党之争”从未停歇,到了徽宗、钦宗时期,依旧牵连到李清照的父亲和公公和丈夫,并有传言其丈夫赵明诚生前是金人的奸细。为了证明丈夫的清白,李清照独自带着夫妻二人积攒多年的文物古董跟着赵构一起逃难。可是,她一个弱女子如何能跟得上最擅长“逃窜”的赵构?
赵构在前面逃,金兵在后边追,到了泉州的时候,连跟在赵构后面的大部分宋兵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直到金兵被海上暴雨浇退,赵构才灰溜溜地从出现在陆地上。
皇帝如此狼狈,“义不容辱”的南宋君臣决心在内部大规模“肃奸”!于是,李清照告夫的案子一出来,其原配丈夫赵明诚的事就发了,不少文人儒客要彻查赵家的罪行,严惩李清照。
在当时,宋朝有个极其扭曲的规定:无论丈夫是否有罪,妻子告发丈夫都要先入罪。
按照赵李两家的地位和李清照本人的名声,她原本无需受“关押”之辱。可整个南朝上下都认为赵明诚有“投敌”嫌疑,再加上新夫张汝舟在背后扮苦情、勤打点,舆论一边倒地倾向认为李清照是“诬告”。
余秋雨在创作《中国文化课》前曾认真翻查这段历史,结合自身经历,他不无感触地说:“一切谣传看起来黑云森森,用文化的眼光去看,其实都是瞬间烟尘。”李清照知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会被世人讥笑、谩骂甚至羞辱?
她是知道的!这从她入狱后给赵明诚的表弟綦崇礼写的信就可以看出来。
在信中,李清照已预见到自己未来的处境,“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
可是,她更不甘自己沦为那个时代男人的附属品,也不愿被一个小吏每天“家暴”得鼻青脸肿。为了女性尊严,也为了斯文不受欺辱,她自动走进南宋的大牢,端坐待审!
在《中国文化课》第42讲,余秋雨把李清照定义为南宋的三位“战乱诗人”之一。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以一己之力唤醒了整个南宋士林的男性“荷尔蒙”!
我们都知道,李清照处于“二帝被掳”的北宋末期和南宋之初。尽管当时有岳飞、韩世忠等不世出的名将,但死里逃生的赵构不改“惊弓之鸟”的本性,做了皇帝后,更是以“保命”为上。上行下效,所以整个南宋士林都充满了悲观、悲愤和苟且偷安的“软骨头”思潮。
可就是这么一群无能的男人,却主导着整个世俗的权力!
李清照状告二婚丈夫张汝舟“家暴良妻、学术造假、贪财惜命、变节逃难”,就如同揭掉了南宋朝士林、官场和文化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让一帮毫无血性和主见的大儒们仓皇失措,继而恼羞成怒。他们操纵舆论、进言杭州府官员,势要把李清照打落尘埃。
终于,朝中重臣綦崇礼站了出来,亲自向赵构解释“李清照状告张汝舟”的来龙去脉。
赵构不能不卖綦崇礼的面子!因为,綦崇礼不仅是两朝元老,还曾在他逃亡最艰难的时刻力挽狂澜,为南宋建立了稳定的大后方。
在狱中只待了9天,李清照就被綦崇礼保举出来,张汝舟则被查实获罪。
南宋士林为之哗然,但在铁的证据面前,又不得不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李清照就如一股清流,冲刷了污浊的南宋士林,也改变了南宋的政治生态圈。
在研究中华3000年文化史的过程中,余秋雨认为宋朝是唯一一个整体上以“文化水平”论官职高低的朝代。特别是自仁宗起,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文化高官纷纷登场,赋予了历史最温度的一面。可是,文人当政固然高雅,却也有不可忽视的弊端,即文人喜欢毫末之争,容易走极端,更天生相斥相轻。更可怕的是,这种“文人相轻”衍生出的“结党”之争,严重扰乱了朝廷的运转。
余秋雨是一个标准文人,他深知文人之陋习,在《中华文化课》等著作中多次强调说:“文人当政固然高雅,但弊端数不胜数。”
李清照的“惊世一状”,打破了北宋传承下来的这一“政治生态”惯性。自秦桧、赵鼎之后,南宋政坛中专业“文化人”的身影逐渐减少,职业官吏越来越多。
为了还原“文化”本来的色彩,也为了传承中华文化最光彩的一面,余秋雨历时30年凝练出《中华文化课》这套书,借此定义“文人”的真正面目!
如他在书中所说:“真正的文人不为悠悠众口而心神不宁,文化人最终的声誉皆在作品。”
唐朝天台山僧人寒山问道:“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贱我,该如何处之?”高僧拾得回答说:“只需忍他让他避他不理他,等几年,你且再去看他。”
余秋雨亦如是!30年前一部《文化苦旅》震惊文坛,却惹来无数眼红和争议;他不与之辩,埋头创作了30余部新作品!2019年,当他携新作《中华文化课》归来,再次轰动文坛!
一年6000万人次的阅读,足以证明当年的谁是谁非!您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