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得知，隋唐史书中对于拂菻帝国的记载，大多是客观而全面的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拂菻”一名最先出自于北魏崔鸿的《前凉录》，该书早已亡佚。但其文字记载保存在《太平御览》中。
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移到了拜占庭，并将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7世纪以后，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同之前的罗马帝国有较大差异，因此被后来的学者称之为“拜占庭帝国”，它在中国隋唐的史书典籍中以“拂菻”而著称。
隋唐时期，长安与拂菻之间有着频繁的使节和商旅交往。一些西方商人认识到了中国丝绸的价值，他们不畏艰险从罗马来到长安，想通过贩卖中国的丝织品来获取利润。为了能够顺利的把中国的丝绸产品输送到罗马，这些商人借助于丝绸之路，而那些丝织品也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媒介。
隋唐时人根据隋唐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史实，并在整合前代典籍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拂菻较为丰富的认知。
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拜占庭帝国以罗马帝国的身份而自称，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突出强调与原罗马帝国的继承关系。因此，隋唐时人将拂菻等同于大秦。在隋唐时代，时人对拂菻地理位置的认知比之前代更为确切，明确其为现实中的西域国家。
汉魏六朝之际的罗马帝国在中国文史典籍中一直介于现实和想象之间，模糊不定。在《后汉书·大秦传》中，大秦是“海西国”的形象呈现。这里的大海，究竟是指代地中海，还是波斯湾，在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
另外，史官范晔以一种理想化的语言描述它领土数千里，人烟繁茂，拥有四百多个城市，隶属它的小国就有数十个不等。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该典籍中大秦的地理方位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因此，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于西方罗马帝国的地理疆域认知总体上不够清晰和准确，掺有较多想象成分。
到了隋唐时期，时人对拂菻地理方位的认识较前代已大有进益。而到了唐代，由于中西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时人对拂菻国认识更为全面，在其地理方位上有着更为全面的认知。时人已经明白拂菻与波斯已紧密相邻，并且位于在西海之上。其实唐代史书中关于拂菻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唐代一些高僧文人的旅行笔记。
唐代旅行笔记中涉及到拂菻地理方位和疆域的，其描述有详有略。而在唐代诸多游记中，《经行记》是描述拂菻地理方位较为细致和明确的一部典籍。《经行记》是杜环在地中海游历十多年所记，其对拂菻的记载较为具体，价值较高。他说道，拂临国又名大秦，位于苫国西，是西方大国，国家方圆数千余里，是大食的主要竞争对手。
杜环所记已透露出他知道当时的拂菻即是前代的大秦，而这些则是《大唐西域记》和《往五天竺国传》中所未提到的信息。通过隋唐文献中关于拂菻地理方位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人已经非常详细地指出了拂菻的地理位置、疆域规模。国人的认知也与当时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和地理位置是相吻合的。
总之，拂菻是隋唐时人所知道的最远的西方国家。他们对其地理位置的认识由简单到具体，由模糊到清晰，已经超越了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罗马帝国的认识。并且在多数隋唐史料笔记中，那些带有神话色彩和想象成分的西王母、流沙、弱水等模糊位置的描述已不复存在。
这种情况说明时人对西方异国认识的深化是建立在走出国门获得直接感知的基础上的，而不能仅仅依靠传闻或者道听途说的方式。只有像杜环这样的游历者亲自迈出国门、走向西方，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后才能让国人真正明白西方世界的广阔，才能真正开阔国人的视野，拓展时人经济文化交流的步伐。
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隋唐时期，由于中西之间经济交往频繁，中国人对于当时东罗马帝国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其中该国的都城景观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史料笔记中，呈现出独特景象。由于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在七世纪已是欧洲大城，因此相关隋唐史料笔记对其都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记述。
东罗马帝国的建筑艺术在当时欧洲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都城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建筑是以索菲亚大礼堂为代表，它建造于公元537年。这一建筑采用罗马式圆顶，但是立于方形建筑之上，其结构之高超、艺术之精美，反映了东罗马帝国的建筑水准。
尤其是内部以彩色玻璃、彩石、黄金镶嵌成的人物花卉光彩夺目。再加上优美浮雕、东方式图案以及彩色石柱、玻璃穹顶，都增添了这座大建筑的艺术美感。这一礼堂的建成也标志着拜占庭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因此，隋唐史书中所描绘的拜占庭宫殿的奢华与这座大礼堂是相映成趣。
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生态较为独特，在隋唐史书中也有相关记载。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曾记述，拜占庭帝国的执政官不多不少共十二位。其中六位住在君士坦丁堡，在皇帝的身边供职。另6位在诸省任职。其实，当时拜占庭帝国在政治体系上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传统。
在唐代史学典籍中，史官们将中国传统儒家理想的政治生活图景附会在西方拂菻人身上，所以才有了以下景象描述：拂菻国的国王并不固定，只有那些有贤能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做王的机会；并且每当国家有频繁的自然灾害之时，更换国王的频率会更高。这种带有现代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图景显然带有想象和美化成分的。
另外，拜占庭帝国中有一种引水上屋，以消除暑热的特殊建筑，为唐人所津津乐道。《新唐书》中对这种建筑喜爱有加，“盛暑引水上，流气为风。”这种避暑的建筑方式被唐代上层贵族广泛效仿，当时唐代皇宫和士大夫官员家中纷纷仿造这种特殊装置。
因此，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充满着对拂菻国建筑的欣赏，其赞叹之情溢于言表。学者向达曾认为，中国采用西方的建筑是从唐代开始的。
拂菻的风俗民情
在隋唐时期的史料笔记中，拂菻的民风民俗也得到了一定展现。温暖的地中海气候使得拜占庭人的服饰较为单薄和轻快，其种类丰富多彩，主要有丝绸、棉布、毛纺织品等，而丝绸是特权阶层才能拥有的布料，没有国王的允许一般平民不得穿戴这类丝绸布料。因此，百姓的服饰多以棉布和亚麻服饰为主。
男女服饰一般都是单色材料，特别是女饰上经常镶嵌金银珠宝或者颜色不同的精美布条。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经行记》中的“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的描述也是符合当时拜占庭人穿着习俗。
6世纪中叶之前，沿着古罗马帝国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丝绸之路”。印度、中亚的商人们源源不断地向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贩运生丝和丝绸，为拜占庭丝织业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原料和制成品。特别是当拜占庭获得东方的养蚕技术之后，丝织业飞速发展，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后来，拜占庭的手工编织技艺更为发达，通常使用混纺的技术，特别是当时的金线、银线以及丝线相混纺最有特色，这种技术与中国古代的丝绸刺绣技术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对拜占庭丝织技术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行记》中所描述拂菻人“多淫巧，善织络”的评价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拜占庭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本社会，大部分民众都居住在农村，农业满足了整个帝国主要物质需求。多数民众的饮食主要以面包、豆类、蔬菜和葡萄酒等为主。拜占庭在医学发展方面较为迅速，它在古希腊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民众中普及了医学知识。
拜占庭社会等级森严，往往以财富的多寡来决定其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传统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已经根深蒂固。在元首制的时代，古罗马帝国有三个等级，即元老、骑士、平民。在公元前2世纪，很多古罗马贵族精英们普遍认为财富要比门第重要。因此，富豪政治成为等级冲突取胜的重要法宝。那么，到了拜占庭帝国时期，这种政治权贵的体系基本继承了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
结语：
通过欧洲史上拂菻帝国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文献的比对和参照，可以发现隋唐史书中的记载大部分是客观而全面的，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更为便捷，双方的互通有无越来越频繁。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一些史官文人站在传统儒家文化立场上对拂菻帝国的某些方面存在着想象和美化因素，其书写也有不实之处。但总体看来，在隋唐人的心目中，西方的拂菻帝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的富庶文明大国。
这也表面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能够以一种包容宽广的胸怀承认对方的强盛与富庶，不存在任何芥蒂和偏见，把它们视作是与中国同样强大的文明大国。这种文化认同也折射出隋唐时期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民族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