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命运，如同风中飘摇的烛火，曾六次被黑暗吞噬，又六次顽强地重燃。换做旁朝，面对这般连连败北，定然偃旗息鼓，或是屈服于强敌，或是断送于绝境。可大唐却不同，它像一棵扎根于崇山峻岭的古树，即使枝干折断，根须被撕裂，依然挺拔地屹立，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残余的力量。史书上几乎找不到唐军投降的记录，即使是在朝廷摇摇欲坠，西北城堡依旧兵临火线的时刻，那些戍边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最后的防线，谱写着一曲悲壮的忠魂挽歌。

天宝十五年，郭子仪与李光弼联手，如两柄利剑，从河东和井陉杀出，将史思明的叛军击得溃不成军。河北的失地，顷刻间重回唐朝版图。这对于唐玄宗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剂，颜面扫地，无人喜欢。杨国忠惶恐不安，生怕这场动乱愈演愈烈，便一再催促哥舒翰出兵。那场灵宝战役，哥舒翰含着泪水，带着满腔悲愤杀入战场，却终究败于敌手，被安庆绪俘虏。虽说战败并非致命，真正致命的是，他的部下竟将他绑架，献给安禄山！身经百战、豪气干云的将领，到了暮年，纵然是投降亦无意义，更遑论生死。为了部下的前途，他只能牺牲自己，以身许国，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青史功过尽失。

洛阳的陷落，宛如一条血管被切断，横亘在江南、洛阳与长安之间的运河，彻底失去了畅通。这不仅是经济的断流，更是大唐西北的生命线被扼杀。唐玄宗痛失重镇，震怒之下，革职了封和高二人。随后，他更加急切地催促哥舒翰出战，原因很简单：几十万精锐，没了粮草的供应，很快就会变成一群嗜血的乱军。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军队溃散，不如赌一把，拼尽最后一线希望。

潼关的失守，背后盘踞着层层叠叠的阴影。李隆基对西北将领的猜忌，如同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着整个西北战区。皇甫惟明、王忠嗣、封长清、高仙芝，一位又一位忠良，因为临近西北军领袖，便惨遭杀戮。西北将领与李亨关系密切，这让多疑的李隆基更加惶恐，生怕他们也会心怀不轨，兵变夺权。而哥舒翰重掌兵权后，又野心勃勃，想要扳倒杨国忠。杨国忠哪里甘心受制于人？他便在一旁挑拨离间，加深李隆基对西北将领的猜忌。加上哥舒翰的得意忘形，这下可真是完蛋了！如果潼关不失，安禄山阵营一个月内必将陷入混乱。可惜，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遗憾。

叛军的目标，并非一蹴而就的全面征服，而是一系列精妙的战略步骤：首先攻占洛阳、长安这两座重镇，然后控制长安的门户潼关，最后再将目光锁定睢阳。一旦潼关失守，长安便如破竹之势。再加上据险而守，各路前来支援的边镇也难以靠近。从整体战势来看，叛军的意图是先夺取两京，随后挥师南下，目标清晰而明确。在缓冲区分散兵力，反而会使得叛军更容易逐个击破有限且战斗力不足的中央军，得不偿失。

从府兵制到募兵制，以及设立地方节度使，这本是一系列旨在平衡文武力量的制度。唐玄宗在位期间，对节度使和丞相的任免都亲自把关，丞相任期不长，地方节度使每隔几年就要入朝为官，以此来避免地方军镇坐大。然而，任何制度都存在漏洞。一旦君主疏于吏治，文官中的丞相以及地方军镇的节度使，便会拥有极高的权力。这种权利的膨胀，不论是汉人还是夷人，都难以避免叛乱的后果。

安史之乱爆发之际，唐朝的边军数量骤增，而朝中的军队却空虚不堪。安禄山起兵前，对唐朝军队的部署和实力，估计不足。李隆基对最信任的安禄山叛变后的反应是普遍的猜忌，他对拥有大军的将领都缺乏信任，担心他们会勾结安禄山或者带领军队反叛。于是，他派遣太监监军，干涉将领的临阵指挥，这让将士们不仅要与强大的叛军作战，还要应对君主的猜忌。这笔账，着实难以算清。安禄山的叛变，彻底摧毁了君主与武将之间的信任，削弱了君主对军队的掌控力，导致将士们为自保，拥兵自重，最终埋下了唐朝军队军阀化、地方藩镇割据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