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旧唐书》 公元626年，李世民与突厥颉利可汗在便桥相会，宰白马以立盟约。颉利可汗在结盟之后，还献上数千匹良马和上万口羊群馈赠李世民。这一史实被《旧唐书》作为渭水之盟的记载留下，显示出当时的双方互动。但仔细品味，却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尽管李世民在盟约中表面占据上风，他却将渭水之盟视为奇耻大辱，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思。

大兵压境的恐慌 626年8月28日，突厥颉利可汗率二十余万大军驻扎于渭水河畔，锋芒直指长安。此时的长安城中兵力空虚，唐军难以在正面战场上与之抗衡。李世民身处初登权位的阶段，清楚颉利此行乃是落井下石之举，但面对压境之敌，他也无可奈何。

唐与突厥的渊源可追溯至隋末，李渊曾与突厥保持交情，而交往的姿态长期处于下风。突厥民族以游牧为生，乘隋末乱世迅速扩张，号称控弦百万，军力空前强盛。随之而来的，是突厥可汗日益膨胀的野心，他善于利用隋末的混乱，使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如王世充、窦建德、薛举、刘武周等纷纷称臣，每年为讨好突厥所献金银不计其数。 李渊起兵之初，并非毫无后顾之忧。突厥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在群雄争霸中立足。为了获得东突厥的支持，李渊曾作出一个相当卑微的协议：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金银的诱惑让李渊得到突厥的支持，暂时消除了北方威胁，争取到了稳固关中的时间。为了稳住突厥，李渊更不惜向可汗承诺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讨好之意溢于言表，这自然让突厥可汗心满意足，也趁机攫取了大量财富。

然而，突厥的野心远不止这些。随着李世民登基，突厥又想趁唐朝初立、局势尚乱时乘虚而入，这让李世民怒不可遏。纵使心中愤懑，他也明白突厥二十万精兵非唐军可敌。再加上颉利可汗选择的出兵时机极为精准，李世民只得忍气吞声，前往渭水之畔与之会面。 李世民洞察颉利的犹豫

李世民从颉利可汗驻兵渭水的举动中，看出了对方心中的犹豫。他决定施展虚张声势的策略，以弱胜强，骗退突厥大军。 8月30日，李世民仅带六名随从赴渭水相见。隔水相望，颉利可汗见李世民小队而无惧其二十万大军，不禁肃然起敬。李世民明白，这次会面不能示弱，他摆出强硬姿态，当面怒斥颉利背信弃义。唐军随后陆续赶到，整齐军容震慑颉利本已心虚的大军。原本有些理亏的颉利得知思力被擒，更觉恐惧，最终主动求和。 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旧唐书》

忍辱负重的李世民 史料显示，渭水之盟是李世民以智慧斥退二十万突厥大军的经典战例，同时还获得数千匹马、万口羊的赔付。但为何李世民却仍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原因不止一二。

首先，颉利可汗率重兵压境，已成骑虎之势。若非得到令其满意的好处，怎会轻易撤退？从渭水之盟的结果来看，颉利显然获得了一定利益，并非完全被吓退。 其次，虽然李世民当面斥责了颉利，但在当时拳头即是道理的时代，单靠口舌之争不足以压制敌军，颉利即便有理亏，也未必因羞愧而罢兵。 再次，在突厥大军压境、唐军弱势的情况下，谈判本应以唐方让步为前提。突厥撤兵之余，还献上万匹马羊，这看似大方，却不见得唐朝实际得到。根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拒绝收下马羊，而是要求突厥归还之前掳走的边民：帝不纳，诏归所俘于我。 归还俘虏只是象征性举措，难以完全兑现。但李世民选择这一策略，却折射出他的远见：他不贪马羊而重视民心，树立了君主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同时也暗示他深知与突厥的力量对比，收下礼物反而显得不智。史料可能采用春秋笔法，刻意保全李世民的尊严，掩盖了他当时的委屈。实际上，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更多是不得已的妥协，提供了对方满意的条件，才换来突厥暂时撤兵，因此他自觉这是奇耻大辱。 然而，雄主终不久受屈辱。渭水之盟结束不久，突厥便陷入内乱。几年之后，李世民麾下的唐军便大破突厥，俘获颉利可汗，为当年的屈辱复仇，一箭之仇得以偿还。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