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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寒风吹得正紧，村口却悄悄守着不少目光警惕的人。

村里的“闲散老翁”袁世凯每天戴着斗笠坐在河边钓鱼，装出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

让人费解的是，偌大的清廷，要除掉一个揽权过重的汉臣易如反掌，清廷对付“威胁”向来心狠手辣，可为什么偏偏对袁世凯只敢驱逐，不敢痛下杀手？

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曾经所向披靡的八旗、绿营早已不堪一击，湘淮军也在战争中元气大伤，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

为了维持统治，清廷不得不推行新政，编练新军成为重中之重，而这恰好给了袁世凯崛起的机会。

后来袁世凯奉命编练新式陆军，这支军队采用西方军制，配备新式武器，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注重培养士兵的忠诚度，提出“兵为将有”，把军队打造成了只听自己号令的私人武装。

很多人以为北洋军的核心是1906年底建成的北洋六镇，但北洋六镇并非全部由袁世凯直接掌控，其中第一镇主要由旗人组成，归清廷皇族直接管辖，袁世凯实际能完全调动的是第二至六镇。

即便如此，这五镇的兵力也接近八万，且都是清一色的近代化建制，驻扎在华北、山东等战略要地，扼守着京城的门户。

六镇的各级将领大多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部，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等人，这些人与袁世凯渊源极深，忠诚度极高。

一旦袁世凯被杀，这些将领必然会起兵叛乱，这是清廷最忌惮的一点。

不过，清廷的顾虑远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害怕北洋军叛乱，以清廷的手段完全可以先暗中除掉袁世凯，再派皇族亲贵接管北洋军，可他们没这么做。

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袁世凯手里还有另一张底牌，他拥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以及部分外国势力的支持，这比北洋军更难对付，也更让清廷投鼠忌器。

袁世凯在主持直隶新政的那些年做了不少实事，也因此攒下了极高的人望。

他在天津创办北洋工艺学堂，培养实业人才，整顿天津巡警改善地方治安，修建铁路、兴办工厂，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些举措不仅让直隶的面貌焕然一新，更赢得了工商界、绅商阶层的好感。

当时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就曾专程写信给袁世凯，把他比作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伊藤博文，希望他能全力促成立宪事业。

除了张謇，严复等有识之士也对袁世凯寄予厚望，武昌起义后严复曾公开表示，在新旧两派之中，能胜任元首之任的没有人能超过袁世凯。

即便是被赶回洹上村之后，袁世凯也没有真正脱离政治舞台。

坊间一直有传闻说他在洹上村私设电报房暗中与各地联络，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丁士源明确提到，他在袁世凯家里曾听到电报的声音。

经询问得知，袁家确实有电报处，可见袁世凯即便身处乡野，也始终与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北洋旧部和立宪派人士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他沟通，支持从未中断。

清廷不是没有考虑过杀袁世凯，载沣上台摄政后皇族亲贵全面掌控决策层，对袁世凯的仇视已经公开化，不少亲贵多次提议除掉袁世凯以绝后患，但每次都被奕劻等人拦下。

载沣与溥仪、溥杰合影

奕劻虽然贪财，却也清楚袁世凯的分量，他不仅是北洋军的核心，更是当时清廷能找到的、唯一能推动新政、稳定局势的人。

当时的清廷内有立宪派的呼吁、革命党的冲击，外有列强的虎视眈眈，一旦杀掉袁世凯不仅会引发北洋军叛乱，还会失去立宪派和绅商阶层的支持，

甚至可能得罪列强，到时候清廷的统治只会更快崩塌。

而列强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廷的决策。

虽然列强在华的核心目的是攫取利益，但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一个能稳定局势、推行改革的统治者，而袁世凯推行的新政恰好符合列强的利益诉求。

英、法、德等国的使节都曾私下表示希望清廷能重用袁世凯，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杀掉袁世凯必然会引起列强的不满，这对于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或许有人会问，清廷既然能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驱逐，为什么不趁机削弱他的势力？

其实清廷并不是没有尝试过，1903年清廷设立练兵处，名义上由庆亲王奕劻主持，目的就是为了收回袁世凯的兵权。

可袁世凯早有准备，提前打通了与奕劻的关系，每年送给奕劻大量银子，奕劻虽然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却对练兵处的事务一概不过问，练兵处的实际权力全部掌握在北洋旧部手中。

清廷本想把练兵处打造成困住袁世凯的笼子，最终却成了他扩张势力的跳板，这也从侧面说明，袁世凯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不是轻易就能撼动的。

载沣虽然一心想除掉袁世凯，但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妥协，以“足疾养病”为由将他驱逐。

清廷的妥协看似是放过了袁世凯，实则是暴露了自身的衰败与无力，而这，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袁世凯传》；

2. 《北洋军阀史》；

3. 《北洋时期政治与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