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呈现出一种既严密又灵活的层级体系，主要是省—府—县，以及省—府—州—县两种并存形式。在明初，各省设有承宣布政使司，下辖各府和直隶州。府则管辖下属的县和属州，而直隶州直接隶属于承宣布政使司，与府平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属州不同于直隶州，它的管理体系较为独立，直隶州则完全由省直接监管。进入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行政制度，但又加入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单位——厅，为地方治理增添了新的维度。

清朝的厅最初并非固定的行政单位。它多出现在新开发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早期，清朝的知府为了提高治理效率，会将同知和通判派驻到府内关键要地，负责处理特定事务，如断案、治河、镇压地方动乱等。这些同知或通判所领的办事机构便被称为厅。随着时间推移，清廷逐渐认识到，厅这一单位有助于有效管理那些不适合设立直隶州、府或县的区域，尤其是边远新开发地带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于是，厅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成为清朝正式的行政区划。例如，在陕西便设立了汉阴厅、潼关厅、留坝厅等。

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散厅的设立比直隶厅早。在康熙和雍正时期，清朝五分之三的散厅得以建立，而直隶厅大多要到乾隆时期才开始设立。不过，这一时间节点并非绝对准确，因为直隶厅和散厅被正式确立为行政区划是在嘉庆年间，而非乾隆时期。清朝的厅级区划与明朝的州级区划大体相似，同样分为直隶厅和散厅。直隶厅与府、直隶州平级，直接隶属于省；散厅则与县、散州平级，一般由府管辖，而不受直隶厅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直隶厅和散厅基本不辖县，属于独立存在的行政单位。直隶厅和散厅的名称是在乾隆三十五年之后才出现，此前并无厅这一称呼。

清朝设立厅的初衷主要针对边疆地区，集中在山西、陕西等西北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等地。最初的厅，更多是为了保障边境地区的安全与治理。由于这些地区人口稀少，但地理位置重要，若完全仿照内地设立府县显然不现实，因此清廷创设了厅这一灵活单位，其功能类似春秋时期设县的目的——非恒设，但关键时刻必须运作。

康熙年间，随着全国逐渐稳定，汉族人口向蒙古等地区迁入，民族矛盾日益显现。例如在蒙古，汉族和蒙古族同时涉及的案件中，蒙古族官员倾向于偏袒蒙古族，导致案件无法公平审理。清廷在保持对蒙古族权利承诺的前提下，为解决汉人事务的管理空白，采取了借地养民的策略，在蒙古设立专门管理汉人事务的厅，包括民事纠纷、案件审理等。这些厅只管汉民事务，蒙古人和满人的事务则完全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清廷逐步扩大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同时避免直接冲突，从而稳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在长官配置上，清朝直隶厅的最高长官通常为正五品同知，甘肃哈密厅是例外，其长官为正六品通判。散厅的长官多为正六品通判。各厅下设巡检、经历、知事、照磨、库大使、司狱等属官，基本与府县相仿。全清一朝，全国设有34个直隶厅、78个散厅。值得注意的是，直隶厅长官的职权一般低于知府。例如蒙古的长春厅，长官只负责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地租和蒙古事务则由其他旗主管，而八旗事务归吉林将军管理。这也是直隶厅长官虽与府平级，但实际权力低于知府的主要原因。

除了地方行政职能，清朝的厅在清末还发展成为中央政务机关，如承宣厅、承政厅、参议厅等。承宣厅负责诏书发布，承政厅处理行政事务。这种厅制影响延续至今，现代的财政厅、司法厅、公安厅和教育厅等，都可以看作源自清末的厅级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