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统治者，情商可谓高明至极，他们能够精准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关外时，面临林丹汗和明两股势力的考验，当时林丹汗归顺明朝，而清军——仍称后金军——开始对林丹汗发动进攻。崇祯帝非但未出手援救林丹汗，反而因蒙古林丹汗的覆灭而暗暗高兴，却未意识到长城北部门户大开。如果崇祯当时支持林丹汗击退后金，林丹汗定会感恩戴德，与明朝一心抵御后金的入侵。明初时期，蒙古与明的矛盾属于主要矛盾，而明与金只是次要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主要矛盾转换为明金之间的冲突，明蒙关系则成为次要矛盾。明朝完全有机会联合蒙古，共御后金，化敌为友。后金入关之前，明朝仍是主要敌人，而入关之后，大顺军和大西军成为主要威胁，清朝采取政治诱降南明官绅的策略，巧妙迷惑他们，当农民军被消灭后，矛盾自然转向南明。

当时南明各藩王为争夺皇位，派系林立，最终被清军逐一击破，直至实现统一。这充分体现了清初统治者的高情商与战略眼光，也为少数民族统治近三百年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蒙元统治仅维持了不到百年。明朝前期，在对亲王的管理上相对宽松，采取典型的裂土封王政策，只要不造反，藩王便能享受优渥生活，无需觊觎皇权。而清朝则将皇子全部集中于京城，一方面便于监控，另一方面剥夺了他们掌握兵权的可能；京城资源有限，不竞争就难以享受奢华生活，因此九子夺嫡几乎不可避免，其规模和影响力不亚于明朝的藩王之乱。

清朝在雍正之后的亲王政策才算合理，而清前期仍处于后金奴隶贵族制向封建官僚制转变的阶段，皇位传承尚不稳固，这也造成了九龙夺嫡的严重局面。一些历史学者指出，雍正确实存在夺权行为：在康熙病重的最后日子里，皇宫已被雍正掌控，康熙的真正遗诏未能传出。如果不是满族皇子，根本不可能获得地方汉族的支持。从制度上讲，如果没有稳定的官僚集团支撑，皇位传承极易引发危机。纵观汉族王朝，直到宋代科举制发展完善，官僚集团成为王朝中坚力量，皇位继承才相对稳固；而在科举制度尚不发达的汉唐时期，皇位传承危机频发，也可见一斑。

朱棣造反成功，本是极低概率事件，本不应成功。在朱元璋的设计下，边塞藩王受诸多限制，正常情况下朱棣难以如愿。然而，再完善的制度也需有人来执行。遇上朱允炆及其几位大儒手下的一系列愚蠢操作，竟把所有正确选择错过，最终让朱棣得以成功。有评论称，如果不是战后这些大臣几乎殉节，单看战时的操作，简直像朱棣的卧底。

康熙与朱元璋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策略截然不同。朱元璋极力保护太子，赋予极大权力，同时遏制其他皇子的发展；康熙则偏向太子，但暗中鼓励其他皇子抗衡，否则太子独享优势，九龙夺嫡亦无从发生。清朝皇权高度集中，皇帝说了算，而明朝大臣仍可左右太子的选择。清初皇帝是外来少数民族统治者，首要任务是维护江山稳固、八旗团结，确保皇室与军权紧密结合。分封满人是否能获得地方汉人认可，能否享受实质利益，都是未知数，一旦江山出现问题，很容易被汉人集团各个击破。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完美的制度。明朝因朱标早逝及朱元璋的疑心病，未能充分延续稳定；后续造反频繁，也因朱棣成功给人以示范，激发了可行性的错觉。明朝让皇子掌握地方兵权，既保障朱姓对军权与皇权的辐射，也确保总有几位能独当一面。清朝则在稳定性上占优，但皇子整体实力确实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