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原载《考古》2022年第10期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河流北岸的山岗之上。此墓葬群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已发掘墓葬9座，出土墓志9合及各类随葬品数百件。前辈学者包括张维、夏鼐、阎文儒、周伟洲等先生，皆对此墓葬群出土墓志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成果丰硕。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保存较完整，出土遗物丰富，其中所出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地区“大可汗陵”的存在。慕容智墓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及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2020年，“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项目组对武威南山地区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共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23座，集中分布在4片区域。2021年，项目组在东距青咀湾、喇嘛湾约10公里的祁连镇长岭-马场滩村发掘吐谷浑墓葬3座，确认该处为吐谷浑蓬子部的部落首领及其家族墓地。近3年来的考古工作，有许多发现刷新了我们以往的认知。现将这一阶段性考古发现及收获简要报道如下。
一、慕容智墓的发掘
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对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发掘可知，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由墓道、壁龛、封门墙、墓门、甬道及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平面近瓦刀形，方向170度。墓道内随葬整马及木质旌旗杆、调色石等，底部东、西两侧壁龛内随葬仪仗俑群。甬道正中放有墓志，墓志北侧为木质武士俑和镇墓兽。方形墓室内分东、西两部分，其中东侧偏南随葬陶骑马仪仗俑、家畜家禽和木建筑模型、胡人俑、马、骆驼等，偏北侧为1件大型彩绘木床榻，东北角随葬1件木六曲屏风(图一)。
墓室西侧放棺床，棺床从下至上依次铺有白灰、桦树皮、丝织品各一层，丝织品上再置棺木及随葬品。棺床东南侧放置铁甲胄、银马具及木胡床等，东北侧放置漆盘、陶罐、谷物袋等。棺床西侧中部头北尾南放置梯形木棺一具，木棺由弧形棺顶盖、箱式棺和棺座三部分组成，总长2.55、宽0.76~0.94、高1.05~1.19米。其中弧形棺顶盖置于箱式棺之上，与箱式棺之间用6枚铁棺钉固定。棺顶盖两端各有一半圆形木板，以榫卯结构与下方的箱式棺相连。箱式棺整体密封，由盖板、侧板、挡板和底板组成，除盖板与侧板间横木用8枚铁棺钉连接以外，其余部分皆为榫卯结构套合而成。箱式棺总长2.43、宽0.74~0.87、高0.7~0.76米。箱式棺下为“目”字形框架棺座，棺座四边由4块厚木板相互榫卯套合而成，内部卯接有3根横木条，四角斜向各卯接1根短木条。棺座总长2.49、宽0.65~0.79、高0.15~0.16米。
棺顶部覆盖有三层丝织品。第一层为4件丝织衣物，第二层为4件丝织衾被叠压覆盖全棺，第三层为1件黄地大象纹锦荒帷覆盖全棺。棺顶盖与箱式棺之间未见遗物，南、北端的半圆形木板上贴覆有自棺内延伸出的丝织品，表面分别绘玄武、朱雀图案。箱式棺内顶部整体悬挂1件丝织品，上绘银河、日、月、星辰图案；东、西侧板各挂有1件丝织品，其上分别绘青龙、白虎图案。棺内墓主人遗骸上还覆盖三层遗物，第一层为1件米黄色绢及纸钱串等，第二层为1件棕地鸾鸟纹锦，第三层为1件红、黄相间条纹状丝织物。棺内第三层衾被之下为墓主人遗骸及各类随葬品(图二)。
慕容智墓棺盖上丝织品（第三层）正摄影图
（此图来源于网络，非原文配图）
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北足南置于棺木中央。头戴帽，枕鸡鸣枕，面盖覆面，身着十三层服饰，胸部东侧放置象牙笏板，腰系金蹀躞带，足穿靴。各类随葬品摆放于墓主身边，自北向南，墓主头部西侧有银胡瓶、罐、盘等金银餐饮器具及漆文具盒、皮质手套等；头部东侧有谷物袋和漆梳妆盒；身体西侧有豹皮弓韬、贴金花黑漆胡禄，东侧有一抱婴女木俑；足部西侧有银碗1件、绣花丝鞋1双，东侧有丝织网络1件。除此之外，还有数层丝织衣物叠压置于墓主人周边。棺内墓主人遗骸下铺一层丝织衾褥，其下依次铺桦树皮、石灰和木炭各一层。
慕容智墓甬道及墓室三维影像图
（此图来源于网络，非原文配图）
慕容智墓出土木质镇墓兽
（此图来源于网络，非原文配图）
慕容智墓出土木质胡人俑
（此图来源于网络，非原文配图）
慕容智墓出土鎏金银马具
（此图来源于网络，非原文配图）
（此图来源于网络，非原文配图）
二、考古调查与长岭一马场滩墓群的发掘
(一)考古调查
2020年，为确认大可汗陵的具体范围及墓群布局方式，项目组对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在青咀湾、喇嘛湾、长岭-马场滩、岔山村4片区域共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23座(图二八)。
1.青咀湾墓群 位于冰沟河与大水河交汇处西侧，大水河北岸的黄土山岗上。面积20万平方米。发现墓葬8座，弘化公主墓位于最东端，其余7座墓葬位于西侧(图二九)。墓葬皆营建于南北向山岗的中前部，一条山岗上建一座墓葬。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其中7座墓葬的墓室已清理，地面现留有大坑，墓道均保存完好。勘探发现墓葬1座，地面见有方形盗洞1个。
2.西湾(喇嘛湾)墓群 位于西湾村北侧、冰沟河下游北岸的黄土山岗上，东北距青咀湾墓群2公里。面积约45万平方米。调查、勘探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11座，其中慕容忠墓、金城县主墓、慕容曦光墓于1945年由夏鼐、阎文儒先生确认，并发掘了金城县主墓、慕容曦光墓，两墓上方现有未完全回填的土坑。新发现墓葬9座，其中4座墓室破坏严重，1座被盗，墓道均保存完好。
3.长岭-马场滩墓群 位于冰沟河和南岔河交汇处西侧、冰沟河北岸的黄土坡地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发现墓葬3座(图三)，其中长岭M1、马场滩M1已遭盗掘，现地表留有较大的土坑；马场滩M2地表无明显迹象，周围偶见青砖碎块。墓道均保存完好。
4.岔山村墓葬 该地区仅慕容智墓1座，周围暂未发现其他墓葬。
(4)金银器 包括金坠饰、耳坠、饰片及波斯萨珊银币等。
金坠饰 马场滩M2采:81，整体呈球状。主体由上、下两个半球拼接而成，表面锤卷草纹。顶部焊接小金环，底部镶嵌珍珠，珍珠周围焊接一圈小金珠。直径2.2、通高2.7厘米(图三六，4)。
金饰片 马场滩M1采:66，圆形。纹饰为锤而成，主体为格里芬(Griffin)，头部有云雷纹，边缘饰一圈联珠纹。直径3.4厘米(图三六，3)。
金耳坠 马场滩M2采:56，金丝弯曲成环状，上、下两端各串一颗珍珠。通长3.7厘米(图三六，5)。
波斯萨珊银币马场滩M1采:27，圆形，一侧有两个穿孔。正面图案模糊不清，背面正中铸袄教祭祀图案，边缘饰三周锯齿纹。直径2.7厘米(图三七)。
(5)其他
主要为石墓志(马场滩M2:1)。青石质。方形，由志盖、志石两部分组成(图三八)。志盖盡顶，底边长59.5、顶边长33、厚6.5厘米。四刹中部分别阴刻四神图案，四神两侧饰缠枝卷草花卉纹。盖面正中篆书“大唐冯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铭”12字(图三九)。志石边长61.3、厚6厘米。正面楷书志文，20行，每行16~20字，计391字。
三、结语
（一）陵区分布
目前可知武威南山地区吐谷浑王族墓群主要集中分布在青咀湾-喇嘛湾、岔山村、长岭-马场滩三片区域。其中最早被发现的青咀湾-喇嘛湾墓区是目前所知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已出土墓志9合。据墓志记载，可知葬于此地的主要为公元699年以后至安史之乱期间归葬的吐谷浑慕容氏家族成员，在唐代这一地区被称为“凉州南阳晖谷”或“凉城南卅里神鸟县阳晖谷”。鉴于吐谷浑王族归唐以后的第二代“青海国王”慕容忠即葬于此，因此可将青咀湾-喇嘛湾墓区称为“阳晖谷”陵区。
2019年，位于祁连镇岔山村的慕容智墓被发现。据所出墓志的记载，慕容智于“其年(公元691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既言大可汗陵，说明吐谷浑王族归唐以后的第一代“青海国王”慕容诺曷钵可能葬于此处，因此可将岔山村墓区称为“大可汗陵”陵区，葬于此地的应为公元699年之前归葬的慕容氏家族成员。
2021年发掘的长岭-马场滩墓区3座墓葬，从墓葬年代看，马场滩M2所出墓志记载墓主党氏下葬时间为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由于马场滩M1与M2相距较近，墓葬形制、墓室构筑方式基本一致，出土随葬品种类及形制相似，两墓年代应接近。长岭M1出有武德开元通宝铜钱，用砖规格及模印纹饰与慕容智墓相似，时代应与慕容智墓接近，大致属武周时期或略早。从墓葬形制看，3座墓葬皆为带长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墓室面积约4米见方，为唐代三品或以上官员(或官员家属)较典型的墓葬规格。从出土随葬品看，墓葬所出墓志、各类彩绘木俑及漆盘、陶罐等，与中原地区高等级唐墓所出相似。整体来看，墓葬均依唐制建造，同时亦在墓葬选址、形制及葬俗上存在一些独特性。就墓主人身份而言，3座墓葬的选址、形制及殉牲等情况，与已发现的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非常一致，墓主人应为归唐后的吐谷浑人。马场滩M2出土墓志表明，墓主“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先祖原属“西戎别族”，后“屈膝称臣”归附唐朝。党氏“义以和亲”，与“蓬子氏”联姻。结合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并对照相关文献，娶墓主党氏的蓬子氏，应为公元663年随诺曷钵1同迁至武威并定居的吐谷浑蓬子部的部落首领。鉴于马场滩M1和M2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密切关系，马场滩M1、M2墓主人之间可能存在亲属关系。推测该处墓群为吐谷浑蓬子部的部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墓地，使用时间为诺曷钵归唐以后至安史之乱期间。
（二）葬制葬俗
虽然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人群族属确为吐谷浑，但是作为归唐以后的吐谷浑人，逐渐走向汉化是不可避免的历程，而且这些王族成员大多官爵加身，唐廷对于官员的丧葬流程又有严格限定。因此这批墓葬总体以中原唐代葬制为主，并混杂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多民族文化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河西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这批墓葬复杂的文化特征，也使其成为综合了解唐代中原葬制和吐谷浑民族葬俗的重要资料。
如果将这批墓葬当中唐代葬制的部分揭离，就可看到较为纯正的吐谷浑民族丧葬习俗。之前我们提出吐谷浑人在墓葬选址上存在“牛岗辟壤、马鬣开坟”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武威唐代吐谷浑墓葬所反映出的吐谷浑民族丧葬习俗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明显的发展演变规律。从根本上来说吐谷浑葬俗源自于古老的鲜卑民族传统，到青藏高原以后受到吐蕃、突厥、羌戎等民族的影响，丧葬习俗产生了一些变化，等进入唐朝境内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则丧葬情况又有变化，并最终呈现在武威吐谷浑墓葬当中。
(4)金银器 包括金坠饰、耳坠、饰片及波斯萨珊银币等。
金坠饰 马场滩M2采:81，整体呈球状。主体由上、下两个半球拼接而成，表面锤卷草纹。顶部焊接小金环，底部镶嵌珍珠，珍珠周围焊接一圈小金珠。直径2.2、通高2.7厘米(图三六，4)。
金饰片 马场滩M1采:66，圆形。纹饰为锤而成，主体为格里芬(Griffin)，头部有云雷纹，边缘饰一圈联珠纹。直径3.4厘米(图三六，3)。
金耳坠 马场滩M2采:56，金丝弯曲成环状，上、下两端各串一颗珍珠。通长3.7厘米(图三六，5)。
波斯萨珊银币马场滩M1采:27，圆形，一侧有两个穿孔。正面图案模糊不清，背面正中铸袄教祭祀图案，边缘饰三周锯齿纹。直径2.7厘米(图三七)。
(5)其他
主要为石墓志(马场滩M2:1)。青石质。方形，由志盖、志石两部分组成(图三八)。志盖盡顶，底边长59.5、顶边长33、厚6.5厘米。四刹中部分别阴刻四神图案，四神两侧饰缠枝卷草花卉纹。盖面正中篆书“大唐冯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铭”12字(图三九)。志石边长61.3、厚6厘米。正面楷书志文，20行，每行16~20字，计391字。
三、结语
（一）陵区分布
目前可知武威南山地区吐谷浑王族墓群主要集中分布在青咀湾-喇嘛湾、岔山村、长岭-马场滩三片区域。其中最早被发现的青咀湾-喇嘛湾墓区是目前所知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已出土墓志9合。据墓志记载，可知葬于此地的主要为公元699年以后至安史之乱期间归葬的吐谷浑慕容氏家族成员，在唐代这一地区被称为“凉州南阳晖谷”或“凉城南卅里神鸟县阳晖谷”。鉴于吐谷浑王族归唐以后的第二代“青海国王”慕容忠即葬于此，因此可将青咀湾-喇嘛湾墓区称为“阳晖谷”陵区。
2019年，位于祁连镇岔山村的慕容智墓被发现。据所出墓志的记载，慕容智于“其年(公元691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既言大可汗陵，说明吐谷浑王族归唐以后的第一代“青海国王”慕容诺曷钵可能葬于此处，因此可将岔山村墓区称为“大可汗陵”陵区，葬于此地的应为公元699年之前归葬的慕容氏家族成员。
2021年发掘的长岭-马场滩墓区3座墓葬，从墓葬年代看，马场滩M2所出墓志记载墓主党氏下葬时间为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由于马场滩M1与M2相距较近，墓葬形制、墓室构筑方式基本一致，出土随葬品种类及形制相似，两墓年代应接近。长岭M1出有武德开元通宝铜钱，用砖规格及模印纹饰与慕容智墓相似，时代应与慕容智墓接近，大致属武周时期或略早。从墓葬形制看，3座墓葬皆为带长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墓室面积约4米见方，为唐代三品或以上官员(或官员家属)较典型的墓葬规格。从出土随葬品看，墓葬所出墓志、各类彩绘木俑及漆盘、陶罐等，与中原地区高等级唐墓所出相似。整体来看，墓葬均依唐制建造，同时亦在墓葬选址、形制及葬俗上存在一些独特性。就墓主人身份而言，3座墓葬的选址、形制及殉牲等情况，与已发现的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非常一致，墓主人应为归唐后的吐谷浑人。马场滩M2出土墓志表明，墓主“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先祖原属“西戎别族”，后“屈膝称臣”归附唐朝。党氏“义以和亲”，与“蓬子氏”联姻。结合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并对照相关文献，娶墓主党氏的蓬子氏，应为公元663年随诺曷钵1同迁至武威并定居的吐谷浑蓬子部的部落首领。鉴于马场滩M1和M2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密切关系，马场滩M1、M2墓主人之间可能存在亲属关系。推测该处墓群为吐谷浑蓬子部的部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墓地，使用时间为诺曷钵归唐以后至安史之乱期间。
（二）葬制葬俗
虽然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人群族属确为吐谷浑，但是作为归唐以后的吐谷浑人，逐渐走向汉化是不可避免的历程，而且这些王族成员大多官爵加身，唐廷对于官员的丧葬流程又有严格限定。因此这批墓葬总体以中原唐代葬制为主，并混杂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多民族文化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河西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这批墓葬复杂的文化特征，也使其成为综合了解唐代中原葬制和吐谷浑民族葬俗的重要资料。
如果将这批墓葬当中唐代葬制的部分揭离，就可看到较为纯正的吐谷浑民族丧葬习俗。之前我们提出吐谷浑人在墓葬选址上存在“牛岗辟壤、马鬣开坟”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武威唐代吐谷浑墓葬所反映出的吐谷浑民族丧葬习俗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明显的发展演变规律。从根本上来说吐谷浑葬俗源自于古老的鲜卑民族传统，到青藏高原以后受到吐蕃、突厥、羌戎等民族的影响，丧葬习俗产生了一些变化，等进入唐朝境内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则丧葬情况又有变化，并最终呈现在武威吐谷浑墓葬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