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部经典的谍战片《51号兵站》上映，讲述了1943年新四军在苏中地区设立的一个地下兵站被叛徒告密后遭到破坏的故事。影片描绘了梁洪等青年干部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与日伪军斗智斗勇的英勇事迹。梁洪在敌人眼皮底下，成功将一批用于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从上海运送至苏中根据地。这部影片展现了隐蔽战线上的革命者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如何凭借勇气和智慧与敌人展开一场场生死较量。尽管影片早在1960年就完成拍摄，但在公映前却送到了陈赓那里征求意见。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看完这部影片时满是疑惑，他边看边评价道：在日本占领、白色恐怖弥漫的背景下，共产党员竟能如此轻松地操控警车，化妆成日本宪兵，这怎么看都像是胡编乱造。 这种评价显然来自年轻人对历史的不了解，而陈知建当时正处于中学时期，未亲身经历过那个动荡年代，所以他对影片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听到儿子的评价后，陈赓不禁火冒三丈，严厉训斥道：你懂什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干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国民党高层的身边，都有我们的人，你难道不信？ 虽然陈知建仍然表示怀疑，陈赓也只能无奈一笑，知道儿子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更多家族的历史。然而，陈赓深知这些隐蔽战线的故事涉及到国家机密，无法随意透露。实际上，影片《51号兵站》中的故事有着坚实的历史根基，抗战时期新四军的补给大多都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完成的，而影片中的许多情节都有相应的历史原型。虽然陈赓并未直接参与新四军的工作，但他深知当时的战斗环境之险恶，因为他在自己的隐蔽战线经历中，曾面临过比这些情节更加凶险的情况。

陈赓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南昌起义期间，他担任第20军第3师第6团1营的营长。在一次广东的战斗中，陈赓因腿部中弹而严重受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终于能够拄着拐杖走路。然而，命运并未因此对他温柔待之。中央委派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中央特科是一个保卫机关，成立之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时期，中央机关搬回上海，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了革命，企图清剿中共党人。根据《中共革命史讲义》记载，从1927年到1928年，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约有33700名党员惨遭杀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提前掌握敌人的动向成了最迫切的任务。而除了敌人外，大量的叛徒投敌，也给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在这种极度危险的环境下，中央特科作为秘密机关，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的行动科，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红队或打狗队，专门负责处理叛徒的事情。这个队伍的名字让许多叛徒闻风丧胆。陈赓虽然从黄埔军校毕业，打过不少仗，但他却被任命为情报科科长。这是因为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而且在多次革命斗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与忠诚。陈赓性格开朗，口才出众，很善于与人交际。为了搜集情报，陈赓时常装扮成商人或上海的小开，利用自己的人脉与警察、特务、巡捕等人打交道，甚至和社会上的许多闲杂人等都建立了关系。一次，地下党在法租界一家戏园开会，突然风声泄露，租界警察包围了戏园。危急时刻，陈赓巧妙地找到一位认识的警探，借机帮助同志们顺利脱险。陈赓的机智和勇气，为组织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

随着情报工作逐渐深入，周恩来和陈赓制定了拉出来，打进去的六字方针，进一步拓展了情报网络。杨登瀛，一位上海滩的风云人物，逐渐引起了陈赓的注意。杨登瀛是上海的日本通，拥有广泛的人脉和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他曾在日本公司工作，与上海的日本社交圈有着密切联系。杨登瀛深知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且内心一直倾向于中共。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透露给中共，成为了党内的首个内线情报员。杨登瀛不仅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还参与了许多救援任务，先后成功营救了如关向应、任弼时等重要领导。

然而，最为惊心动魄的还是制裁叛徒的行动。由于敌人的不断破坏，叛徒的背叛严重威胁了地下组织的安全。陈赓亲自策划了多次行动，其中最为紧张的是制裁叛徒白鑫。白鑫原本是中央军委的秘书，但因叛变泄露了组织的机密。最终，在陈赓的指挥下，白鑫被击毙。此事震动上海，特科的红队声名更盛，也让敌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随着中央特科的任务完成，陈赓等人将这段隐蔽战线的历史化为无名的英雄事迹。即便许多英雄的名字未能为世人所知，他们依然用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直到很多年后，陈知建才意识到父亲陈赓口中的那些为党提供情报的厅长原来就是郭汝瑰——他为重要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知建在回忆采访时感慨道：这次，我是真的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