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征服城市副中心通州时,元顺帝毅然放下了已经存在了97年的元朝历史和元大都——这个曾在他治下得以繁荣发展的都市,选择了带着一腔孤勇逃向北方,回到那片曾经属于他的草原。回想金朝末年,虽然金人心中早有归属,但却因为蒙古人的阻隔,无法从京津冀地区通向东北老家,只得无奈南下,在别处谋生。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1911年的清朝末期,武昌起义后的局势风起云涌。摄政王载沣心急火燎地从远在河南的袁世凯身边召他回京组阁。满清的亲王和贵胄们对此显然不悦,他们正是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这些人。看着南北议和的钟声响起,聆听着共和制度的步伐愈来愈接近,这些为祖宗基业守土的权贵们,决心反抗,为了防止他们心爱的江山社稷落入袁世凯之手,甚至被民国接收,他们紧急成立了宗社党。他们的计划是,首先拿下袁世凯,再与南方的革命党死磕,就算败北,也不打紧——败了大不了撤到山海关,重新回到他们心中那个龙兴之地。 然而,这片龙兴之地并非他们幻想中的一片天堂,反倒是充满了血与火。日俄战争的摧残使这片土地早已一片萧条,而清末的闯关东也让汉人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事实上的主人。曾经富饶的地方,今时今日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给宗社党人的是一片凋敝和艰难的局面。 至于这些宗社党的人,基础盘在哪里?答案不言而喻——大部分都在京城。自乾隆年间起,八旗的铁骑早已失去往日的雄风,甚至到了每月发饷的时候才略显精神,其他时候几乎是束手无策。真正的力量早已不是他们的,京城才是他们的根基所在。 在这些人中,唯有领袖良弼最为卖力,虽然手下也有些人马,但他终究未能逃过命运的捉弄。没多久,革命党人彭家珍设下埋伏,将良弼炸死。其余几位宗社党人,一个没有胆量,一个无人支持,也无人再提起曾经的回东北老家计划。真要是回去,又有几个铁杆追随者呢?想想京城的家底——土地、宅子、财富,甚至是父母妻儿,他们又能带走什么?在此后,善耆与溥伟与日本人勾结,尝试着组织勤王军,并希望借此支持日本的满蒙独立运动。但这场斗争显然没有幸运站在他们这一边。1912年6月,善耆计划发动起义,然而他们购买的47车军火在途中被奉系军阀吴俊升截获,起义计划因而落空。时至1916年3月,勤王军再次鼓起勇气,开始在辽南等地招兵买马,酝酿起义。可惜,袁世凯死后,政局变动,段祺瑞上台,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最终导致勤王军再次解散,彻底未能实现他们的理想。 而在日本拉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之前,宗社党的恭亲王溥伟几乎成为明光帝国的皇帝。因为他的影响力实在太过微弱,再加上后来的日本人成功地拉拢了溥仪,使得溥伟未能如愿登基,错失了成为伪末代皇帝的机会。 这段历史可谓充满了复杂的权谋与遗憾,仿佛那时的人们,都在试图走向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却被现实的风暴吹散了所有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