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做法背后往往隐藏着深深的阴谋，他们试图通过扭曲历史，为侵略和奴役他国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行为似乎总是被装上了正义的外衣，实际上，却是为了满足他们自私的利益需求。

西方的现代文明，源自于文化启蒙运动，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来自于天主教的传播。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的时代。然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人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他们的疆域，寻找新的资源和市场。这种扩展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深层的是文化上的碰撞和冲突。

由于西方信奉的是一神教——天主教，他们的世界观以上帝为中心。这种信仰带有强烈的排他性，西方人并不主张包容吸收其他文化，反而采用了一种零和思维，认为自己的文明是唯一正确的，而其他的则是不值得尊重的。他们早在丝绸之路时期就通过贸易知道了东方的中原文明，发现那个时候的中华文明已经高度发达，远超西方的水平。在古代，西方对中华文明充满敬仰，丝绸、瓷器等成为了奢侈品，甚至像今天某些人追逐苹果、LV那样疯狂。

然而，经过工业革命洗礼后，西方逐渐站上了世界的高峰。大量西方人来到东方，发现自己曾经敬仰的中原文明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发展。这个发现让西方人感到一种奇异的优越感，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优越心态和虚荣心理。为了合理化这种优越性，他们开始为自己找历史上的祖先，力图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可以支撑他们自尊的根基。

比如，看看今天的韩国，刚一崛起就拼命为自己寻找祖先，目的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大、更文明。这种做法与西方的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在意识到自己的文明并不具备历史的深度时，也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历史的源头。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持续传承的文明之一，周朝时期便已形成了系统的编年体史籍，并且大量的竹简保存至今，这一点是西方文明无法比拟的。然而，西方人的历史意识只能追溯到古罗马，而古罗马显然不如周朝那么古老。因此，西方人不得不再给自己找一个祖先——古希腊。毕竟，古希腊算是欧洲的起源之一，至少可以把它放在欧洲历史的起点上。 为了给自己的祖先增光添彩，西方人把古希腊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包装成了文明的代表，呈现出一幅希腊文化辉煌的画面。通过圣经和一些文献的记载，西方人试图将古希腊打造成一个高度文明的象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被推崇得几乎成为西方文明的标志之一。然而，纸张是中国发明的，而在纸张出现之前，不可能有载体将大量文字保存下来。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古希腊的大作到底是写在什么材料上流传下来的呢？

更重要的是，虽然古希腊的历史曾对西方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与中华文明相比，古希腊的历史依然显得逊色一些。于是，西方人又不得不找了一个新的父亲——古埃及，毕竟金字塔这座世界奇迹还在这里巍然屹立。但问题在于，埃及在非洲，怎么能够和欧洲的文明划上等号呢？ 西方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古波斯的文献中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线索。根据波斯的记载，亚历山大大帝曾横扫西亚，打败了多个文明，包括埃及。西方人眼中的亚历山大，不仅征服了希腊，甚至还占领了埃及，这使得他们终于可以将埃及文化也纳入他们的文化遗产之中。终于，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压制中华文明的祖先。 然而，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古波斯文献中，也记录了中国的大汉铁骑如何在公元前二世纪打败罗马军团，粉碎他们的骄傲。对于这段不太光彩的历史，西方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只承认亚历山大的伟大，却无视中国的辉煌成就。 西方人通过对历史的解读，占据了话语权。他们在定义古文明时有三大标准：大规模的遗址、青铜器以及文字。中国古代的建筑以土木为主，石造建筑少，因此难以保存，这也是西方拒绝承认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原因。直到殷墟的发现，他们才不得不承认中国商代文明的存在。可是，西方至今仍然拒绝承认夏朝的历史。尽管夏朝文明在考古学上无疑存在，但西方不愿意承认其存在，原因很简单：一旦承认了夏朝的存在，他们就必须承认中国早期文明的完整性，这会破坏他们曾经构建的古希腊—古埃及—西方文明的历史框架。 于是，西方世界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在没有充分考古证据之前坚决否认，站在道德和科学的制高点上压制中国的历史；另一种则是在西方极端自卑的情况下，恶意地篡改历史，试图抹杀中华文明的辉煌。这种心态和行为的背后，是西方为自己辩解、为侵略找借口的无耻手段。 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坚持探索夏商周的历史，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等重要遗址，尽管没有找到文字，但这些发现足以证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文明的深远影响。而在西方，虽然有过类似的发现，但他们的解读却充满了怀疑与曲解。 西方的历史重写并非为了寻求真相，而是为了将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从而为他们的侵略行为找到正义的理由。他们认为，先进文明的征服是解放，而这正是他们将侵略美化为文明使命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