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重新提起的,是戴旭大校多年前的“美国确实有能力把中国沿海城市轰得稀巴烂。”这句话之所以被不断引用,不只是因为措辞刺耳,因为它把一个长期存在却容易被忽略的现实摆在台面上:美国在亚太铺开的军事力量,与中国在本土形成的反击能力,已经形成了一种正面对撞的态势。
美军在亚太布下了一百多个军事据点,驻军规模达到数十万,空中力量高度前推,像F-22这样的战机能在很短时间内飞抵台海上空,配合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部署实施打击。从纸面算,这是一套速度惊人的攻势布局。但另一边,中国在本土握着东风系列导弹等反制手段,形成了对这些前沿基地的直接威胁,一旦进入实战,双方面对的就不再是“谁先打到谁家门口”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谁能在对方反击之下撑得久,谁的后方和前沿设施耐打。
把视线从现实拉回到历史,会发现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在战场上并非一向落于下风。唐朝在白江口重击来犯的日本船队,明朝在朝鲜半岛战场上击破丰臣秀吉的进攻,这些战例都证明,中国军力在正面对抗中完全有能力抗住乃至打赢对手。问题在于,这些战场胜利很多都停在了海边。
当时,以海为界的战争结果,很少真正深入到对方本土深层结构。日本的社会运转、经济基础、城市体系和普通民众对战争代价的体感,大多没有被碾碎式地摧毁。也就是说,虽然在外线战场受挫,但日本本土在很多时候仍保持了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和社会秩序,承受的破坏强度远未达到“彻底崩塌”的水平。胜负的体感,双方差得太大。
这种失衡在甲午战争后体现得加明显。对中国来说,甲午是撕裂性的打击,国家心理、防务认知和国际地位都遭到深重创伤。对日本而言,却变成了一个“暴富”机会。赔款带走的巨额财富,反而变成它加速工业化的资金,推动了国内工业体系的扩张与升级。战争本该让挑起者付出代价,结果却是被侵略的一方流血流财,侵略的一方借此进一步强壮。这种反差强化了日本社会内部某种危险的认知:赌上国家命运打一场大的,不一定是毁灭,也可能是跨越式跃升。
这类心态在二战结束时又出现一次讽刺的展示。中国军民在漫长的十四年里付出巨大牺牲,用极其艰难的条件拖住了日军大部分主力,把日本牢牢拖在大陆战场上消耗。可当日本决心无条件投降时,真正起到最后催化作用的核心刺激,却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及苏联出兵横扫关东军。日本社会在战争终局阶段记住的恐惧,多数来自美军的饱和空袭与核打击,来自苏军重装部队迅猛推进,而不是来自它长年侵略最深的那片土地。
这种“痛感不对等”,埋下了极深的隐患。长期以来,日本发动的战争让其他国家承担了绝大部分代价,它自身本土在多数阶段没有遭到同等程度的全面摧毁,没有经历长期占领,也没有让多个核心城市变成废墟,很多文化象征得以保留,战后还能在外部力量庇护下快速恢复产业和社会秩序。战争结束了,外部世界对日本侵略的记忆沉甸甸地压在受害者身上,日本内部的很多人却没有在日常生活层面体验那种“国家被打成泥”的绝望。
一些极端思路就很难被连根拔起。表面看是战败国,实际上那种“可以再赌一次”的冲动并未消失,只是换了几层外衣,隔一段时间就换一种说法、换一批人重新冒头。戴旭所强调的“未彻底战胜”,并不是指军事层面没有形成战败,而是指心理层面没有刻下足够深的戒惧骨子里那条“这条线绝不能碰”的警告,并没有真正烙进国家集体记忆。
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日本的右翼势力自然而然会拒绝对战争责任做彻底反思,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断试探边界。钓鱼岛问题如此,台海问题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敢在这些敏感区域做动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里有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只要谨慎拿捏,本土就能保持相对安全,外部冲突的烈度总能被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就算形势一度不利,未来也还有翻盘机会。
这种对本土绝对安全的心理暗示,成了日本右翼拒绝深挖战争罪行、不断在周边热点问题上做出危险试探的毒根。自以为身后有美国做支撑,前线再折腾也有空间可以回旋,再加上此前几次战争“暴富”记忆的暗中强化,这套心态就越发顽固。
在网络上,有一种被刻意放大的说法很容易煽动情绪:真要开打,美军能迅速把中国沿海打成一片废墟。这种说法听上去震撼,但如果把整个局势的账从头到尾算清,就会发现它只讲了一半。美国在亚太部署的确很厚实,驻军数量庞大,基地分布密集,冲绳嘉手纳等基地距离中国东部并不远,空中力量反应时间短,配合“第一岛链”的海空节点,构起了一道锋利的前沿刃口。
戴旭对这套部署的,指向它主打的是一个“快”字试图在沿海要害区域组织高密度打击,用短时间内的猛烈攻势把战场节奏牢牢压住,力图在对方尚未完全展开反击时,先打出一波“定盘手”。但现代战争已经不是谁抢先冲出起跑线就能保证胜利的年代。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谁能在对方反制、后方受损、补给受扰的情况下撑得久,是谁的工业支撑和国土承受能力强。
美军把大量机场、港口、油库、弹药库等关键设施密集放在亚太前线,带来的副作用同样醒目。这些设施位置固定、坐标清晰,敌方早已掌握基础情报,一旦进入高强度对抗,反而会成为重点打击目标。横须贺的航母泊位,冲绳的大型跑道,关岛的储油和仓储群落,在和平时期代表着强势存在,在战争场景里却变成必须时刻提心吊胆守护的节点。
跑道一旦被精确打击瘫痪,不是填几个洞就能马上恢复正常出动。航空力量的起降频率、战机轮换、空中支援链条都会被硬生生切断。油料与补给线若被持续压制,再先进的战机和舰艇也只能停在地面和港内,成为昂贵却难以发挥作用的钢铁堆。战争不是看谁的装备数据好而是看这些装备在遭受打击后还能活动多久。
在这盘布局中,日本所处的位置尤其尴尬。它把自己塑造成美国在亚太体系里的关键支点,自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在真实的军事分工里,却越来越像被推上前线的消耗位。日本不断提高军费,目标拉到接近GDP的2%,大规模采购远程打击武器,积极参与夺岛演练,公开动作越来越激进,这些表面上的强硬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对自身安全形势和外部地位的焦虑,在用高分贝动作掩饰。
面对中国整体工业实力和军力水平的持续提升,日本过去那种心理层面的优越感正被一点点挤掉。家电、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竞争,已经让它在经济层面倍感压力,这些压力传导到安全议题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依赖。为了捆住美国、讨好美国,为了在盟友体系里维持话语权,日本不断在前沿问题上展现“积极姿态”,用靠前、刺激的动作证明“价值”。可这种做法换来的结果,是把本土关键设施和核心城市进一步捆在美军前沿部署的风险之上。
日本看似高举强硬旗帜,实际上是在用一连串军事动作拼命遮挡内心的不安。它试图借美国的军力来维持对周边的心理压制,哪怕代价是把自己彻底变成一辆巨大战车上的轮子,只要还能通过这种方式维持那点已经七零八落的自尊,就甘愿承担前沿位置的危险。在这种状态下,风险不是被消解,而是被往前顶。
正因为日本是这样一种对手,其行事习惯也就显得格外清晰:对方软,它就敢硬;对方强,它才会真正有所顾忌。一有机会,就想通过冒险来赌国运,幻想用一场风险极大的博弈换回地位的逆转。面对这样的邻居,一个基本判断就愈发明确:和平不是靠祈求得来的,也不会因为反复讲道理就自然降临,只能通过自己确凿的实力把该守的线守住。
日本方面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叫嚣,把“炸烂沿海”的话挂在嘴边,却始终没有真正把这类威胁变成行动。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中国核力量的畏惧。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拥有的核力量足以让任何准备挑衅的国家准确感知到,真要把局势逼到鱼死网破的边缘,换来的只会是双输甚至多输的局面,而不会有人从中渔利。这种威慑是国家安身立足的重要底牌。
只依赖核威慑是不够的。真正可能出现的,是在核武器高悬头顶但双方都不敢轻易跨过那层极限红线的情况下,爆发强度极高的常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在不动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用常规力量一次性打服日本,粉碎它抱着“再赌一次”的幻想。这不是为了用惨烈手段宣泄仇恨,而是为了在军事实力较量中把对方的过度野心彻底压碎,让它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欺凌的国家。
这里有一个对照非常典型。德国之所以能对二战罪行进行深入反省,一个重要前提是它在战争结束时被打得彻底。柏林被战火变成废墟,纳粹体系从上到下被挖掉,政治、社会结构经历了根本性清算,这样的现实教训,让战后德国不得不在内心深处承认过去的错误,学会放低姿态,去面对被自己伤害过的国家和民族。
日本的境遇则完全不同。当年的战争让它付出了代价,但没有疼到“彻底醒悟”的程度。本土没有在长期占领和系统性清算中被彻底重塑,很多关键节点并没有被摧毁到底。结果就是,在相当长时间里,部分日本人仍在为那段历史寻找各种说辞。去靖国神社为战犯磕头、在教科书里把侵略改写成“进出”,这些行为说明,对历史犯行的敬畏并未深入骨髓。
回到现实,中日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一直波澜不惊。只要某些势力还抱着旧梦,只要在周边热点问题上还有人试图通过挑衅寻找存在感,摩擦就难以彻底消失。如果有一天局势被推到必须以武力正面回应的地步,那时所需要的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对对方野心的彻底打碎。不能只满足于击败日本的军队编制,要让它失去对东亚进行觊觎、甚至妄想称霸的勇气。
中国在经济体量、科技能力、军力结构上,手中握着的底牌远比日本预想的多。从工业产能到科技应用,再到长期投入的国防建设,这些积累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支撑。而在国际规则层面,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策源地国家的“敌国条款”,一直都在,为处理极端情况下的行为留出了制度性的空间。这些现实,并不是用来炫耀,而是提醒对手不要误判局势。
中国的态度一向明确:不主动制造事端,但也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退缩。如今,军事力量的现代化、科技实力的积累、十四亿人口的凝聚力,构成了坚实的根基。戴旭提到的“一战永绝后患”,并不是出于对战争的偏好,而是希望在极端情况下,用一场足够坚决的反击换取长久的安宁。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是对现实环境的冷静判断,而不是对冲突的轻率期待。
尊严确实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没有真切的威慑力,所谓的“道理”往往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习惯在国际场合频频鞠躬,身姿显得谦卑,却在袖口深处悄然藏着利刃的邻居。表面动作可以柔软,内里算盘却从未停下。
或许只有当对方真正感受到来自中国的锋刃,坚持冒险的代价具体到城市、产业、社会安全的每一个层面时,那些反复被粉饰、被掩盖的旧冲动才会被压下去。当国界线一旦被视为碰不得的高压线,“一衣带水”的邻里关系,才有可能回到应有的位置。对历史的敬畏,也才会从口头语变成刻在记忆深处的警告,成为真正约束未来行为的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