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发展历程,多数政权在国力衰退之际,都会采取割让土地、支付赔款、和亲联姻等方式谋求短暂喘息。
汉唐时期,常有皇室公主远嫁匈奴、吐蕃等部族来换取边境安宁;两宋王朝更是常年输送岁币,疆域范围也慢慢缩减;元清两代,也存在边疆领土丧失的遗憾。
而明朝和这些王朝不一样,明朝从1368年建立,到1644年覆灭,在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期间,一直坚守“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基本底线,还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决绝姿态,书写一段铁血传奇。
明朝的“强硬”特质,首先体现在它在历代王朝中少见的坚定立场——不管内忧外患的局势多严峻,明朝都没有以牺牲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安稳。
(一)不割地:对疆域主权的坚定捍卫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时候,就明确宣布:“汉唐虽盛,犹有匈奴、突厥之患;我朝以长城为界,山河所限,寸土不让。”这一疆域治理理念的背后,是明朝统治者对华夏正统疆域的坚定守护。
明朝到底有多硬?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底气从哪来?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把国家政治中心直接迁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区域,让“天子守国门”的理念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用都城作为抵御北方边患的重要屏障,充分体现明朝守护疆域的坚定决心。
后来很多研究者,常常把明宣宗时期撤销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的行为误解为“割地”,其实这一决策体现明朝对“有效治理边界”的清醒认识。
交趾地区自从设立行省后的二十年间,先后爆发七十多次叛乱,每年消耗的军费超过百万石,比该地区的年度财政收入多很多。
明朝朝廷经过兵部、户部、吏部三部一起审议后,果断决定撤销行省建制,改设羁縻卫所,用最低成本维持当地的宗藩秩序,并不是主动放弃领土主权。
到明朝末年,内部有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外部有后金(清)铁骑大举南下,明朝朝廷还是在辽东、蓟辽等边境一线顽强抵抗,从来没有签订任何割让土地的不平等条约,直到王朝覆灭,也没有把一寸华夏疆土让给别人。
(二)不赔款:以财政自主坚守国家气节
和两宋王朝“以岁币换和平”的妥协做法不同,明朝从建立开始,就一直拒绝用支付赔款的方式安抚外来入侵者,就算遭遇军事惨败,也始终坚守“以义拒利”的基本底线。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发生后,瓦剌部首领也先挟持被俘的明英宗,向明朝索要“金帛百万”作为赎金。
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主持朝廷议事,明确拒绝瓦剌的无理要求,他说:“彼以利来,我以义拒。若输金缯,则彼益骄,边患无已。”最后,明朝朝廷没有向瓦剌支付一分赔款,反而积极整顿军队、准备战备,成功打赢京师保卫战,保住明朝的国家体面。
明朝坚守“不赔款”的底线,不是盲目强硬,而是因为它有稳固的财政自主能力。明朝前中期,户部每年的白银收入常常超过二百万两,北方九边重镇的军费开支虽然很大,但通过屯田制度、盐引制度、开中制度等办法,实现八成以上的自给自足,不需要靠支付赔款来缓解财政压力。
嘉靖朝“庚戌之变”的时候,俺答汗率领军队打到北京城下,明朝朝廷宁可启动全面战备、花费巨额财力加固边防,也没有和俺答汗签订任何赔款协议。
明朝统治者清楚,赔款一旦开个头,就会变成常年的固定开支,最终会慢慢侵蚀国家根本,这是对国家长远利益的清醒考虑。
(三)不和亲:以外交革新替代权宜之计
从汉唐以来,和亲联姻常常被封建王朝当作安抚边疆游牧民族的临时办法,皇室公主远嫁他乡,成为换取边境和平的重要筹码。但明朝从洪武年间开始,就立下明确规矩:皇室女子不能嫁往境外部族。
明朝到底有多硬?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底气从哪来?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七记载,朱元璋曾直接说:“朕岂以骨肉之亲,委腥膻之域?”清楚否定和亲联姻的可能。
永乐年间,瓦剌、鞑靼等部族多次派使者来明朝,请求迎娶皇室公主,明成祖朱棣都下令礼部给使者赏赐币帛后遣送回去,还严厉告诫边境将领:“胡俗以女易利,朝廷以义正名,岂可效之!”
明朝拒绝和亲联姻,不是孤傲自闭、不与外界交往,而是用更有主权意识的“朝贡—册封”体系,代替传统的婚姻纽带。只要是归附明朝的边疆部落,朝廷都会授予部落首领相应官印、赏赐冠带服饰,还允许他们和中原地区开展互市贸易,用政治上的承认和经济上的让利,换取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既维护皇室的尊严,也巩固边疆的统治秩序。
就算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国势出现动荡,明代宗朱祁钰主持的朝廷还是坚决拒绝也先“以和亲换和平”的无理要求,充分体现“不和亲”底线的不可动摇。
明朝能在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期间,一直坚守“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底线,不是历史偶然,也不只是依靠帝王的一时意气,而是由军事、经济、制度、精神四大核心支柱共同支撑的结果。
(一)军事支柱:强悍军力与先进科技的双重赋能
军事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立场,明朝的强硬姿态,首先来自它强大的军事实力。永乐年间,明朝卫所制度下的额定兵力达到280万左右,这一规模是当时法国常备军的10倍多,可以说当时世界上的军事霸主。
明朝到底有多硬?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底气从哪来?
在北方边境,明朝设立九边重镇,部署精锐兵力,还依靠长城建立起坚固的防御体系;在海上,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规模最大的时候,有宝船62艘、官兵2.7万余人,宝船的尺寸和规模,比同时期哥伦布率领的航海船队大得多,充分体现明朝的海上霸权地位。
明朝更突出的优势,是它领先世界的军事科技水平。永乐年间,明朝正式成立神机营,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配备火器的独立军事部队,装备有火铳、火炮等各类火器,采用“轮流齐射、冷热协同”的作战战术,是克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利器”,它的军事理念与装备水平比欧洲领先半个多世纪。
根据《武备志》记载,明朝中期,各类火器的种类已经有百余种,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后,明朝工匠很快就开展仿制与改良工作,进一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这种“冷热兵器相结合”的军力配置,让明朝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进攻时,有绝对的战术优势,就算遭遇土木堡之败这样的军事重创,也能快速重整旗鼓,有效抵御外敌入侵。
另外,明朝实行的卫所制度,实现“兵农合一”的治理模式,士兵在和平时期从事农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战争时期就出征作战。
朱元璋曾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种制度既有效保证兵源充足,又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为军事力量的长期维持打下坚实基础。
到明朝后期,卫所制度的弊端慢慢显现,朝廷又及时推行募兵制补充兵源,戚继光等著名将领积极改革作战战术,让明朝军队一直保持较强的作战能力。
(二)经济支柱:繁荣生产力构筑的物质根基
军事力量的强大,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明朝的“硬气”姿态,背后是它当时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明朝是16、17世纪世界上手工业与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铁产量是北宋时期的两倍半,棉布慢慢取代麻布,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纺织品。
苏州、松江、景德镇等城市,成为世界闻名的手工业中心——明朝末年,苏州的织机数量有上万台,各类工匠人数达到五六万人,松江地区还流传“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的俗语,生动展现当时手工业的繁荣景象。
农业的恢复与快速发展,是明朝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明朝初期,朝廷积极推行移民垦荒、兴修水利等政策,朱元璋多次下令引导流民回到家乡、开垦荒地,给农民发放耕牛、籽种,还实行三年免税政策,让战后荒芜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垦。
在农业技术方面,闽浙一带慢慢推广双季稻种植,岭南地区出现三季稻,北方地区也积极推广水稻种植,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为人口增长与手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
完善的财政制度,也为明朝的强硬立场提供重要支撑。明朝初期,朝廷实行“开中制”,用粮食换取盐引,有效解决边疆地区的军粮供应问题;明朝中后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复杂的赋役合并,统一征收白银,简化税收制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到明朝末年,虽然受到战乱、党争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出现紧张,但朝廷还是能集中财力支撑边防建设,从来没有因为财政枯竭而被迫采取赔款、割地等妥协做法。隆庆开关后,明朝的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远洋船舶的吨位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海外贸易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三)制度支柱:集权体制与治理体系的坚实保障
明朝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边疆治理体系,为坚守“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底线,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设立内阁与六部,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让皇权达到高度集中的状态,能够有效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对各类边患问题,避免权臣擅权、地方割据等现象导致的国家分裂,保证朝廷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性与坚定性。
明朝到底有多硬?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底气从哪来?
成熟的边疆治理体系,进一步巩固明朝的国家主权。明朝在边疆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立卫所、羁縻卫所以及土司制度,实行不同的治理策略——在北方游牧民族聚居区域,设立羁縻卫所,授予部落首领相应官职,允许他们自主管理,但必须服从明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实行土司制度,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与文化传统,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管控,有效避免边疆地区脱离朝廷管辖。这种灵活的边疆治理方式,既有效减少边疆地区的叛乱,又切实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
外交制度的革新,代替传统的和亲等妥协方式,成为明朝维护外交尊严的重要手段。明朝以《大明会典》为依据,明确规定朝贡制度的具体要求,要求各个藩属国入贡时必须持有勘合,严格限制入贡的路线、频次与贡品数量,禁止外国以任何形式“强令中国纳贡”——日本贡船超出规定数额时,浙江巡抚就下令焚烧船只、扣押使者;琉球国要遵守“十年三贡”的规定,逾期未入贡就关闭互市、拒绝接纳。
这种以宗主国身份确立的朝贡体系,既维护明朝的外交尊严,又实现与边疆部落、海外诸国的和平交往,不需要通过和亲、赔款等方式换取边境安宁。
(四)精神支柱:华夏正统与家国情怀的精神凝聚
支撑明朝强硬立场最核心的底气,来自它深入骨髓的精神力量——明朝以“华夏正统”自居,朱元璋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不仅成功推翻元朝的统治,还凝聚全国上下的民族认同感,形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信念贯穿明朝统治全程,成为明朝君臣百姓坚守国家底线的核心精神支撑。
明朝士大夫集团的风骨,是这一精神支柱的重要体现。明朝的士大夫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直言进谏、以身殉国。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坚决反对南迁,亲自督战京师,成功保住大明江山;崇祯年间,无数大臣为抵御外来入侵、平定内部叛乱尽心尽力,就算面临死亡威胁,也始终坚守气节,绝不妥协投降。
当国家制度出现松动、君主动摇退缩时,士大夫集团用《春秋》笔法进行激烈纠偏,言官伏阙进谏、翰林封还词头是常有的事,形成一套有效的自我校准机制,保证“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精神一直是明朝的价值核心。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帝王担当,更是把这种精神信念推向顶峰。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率领数十万大军深入斡难河,严厉打击鞑靼、瓦剌等部族的势力;明宣宗朱瞻基前往喜峰口巡边,亲自登台阅武,箭术精准、百步穿杨;明英宗朱祁镇虽然因为亲征失利被俘,但始终坚守民族气节,没有向瓦剌部族低头;崇祯帝朱由检在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坚决拒绝南迁,在煤山自缢身亡前,亲书血诏:“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用生命履行“君王死社稷”的庄严承诺。帝王的担当精神,引领全国上下的爱国情怀,形成“全民守家国”的强大力量。
明朝的“强硬”立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隆庆开关后,闽粤地区的海商通过缴纳白银资助军饷,其实是变相“纳贡”思维在民间的体现;万历年间,明朝出兵援助朝鲜,花费白银八百余万两,客观上加重国家的财政危机;南明弘光政权曾秘密商量“联虏平寇”的策略,几乎动摇“不妥协”的基本底线。
但这些历史上的矛盾与挣扎,恰恰体现明朝历史发展主线的坚韧:就算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就算国家制度出现松动,明朝坚守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基本底线,从来没有彻底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