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初期,虽然政权更替,但饮食风格却并未立刻发生巨大的变化,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简单朴素,以示不忘本。康熙帝在与大臣张鹏讨论养生之道时,曾提到自己每天仅食一种荤菜,食鸡则鸡,食羊则羊,绝不混合搭配。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一天只吃两餐,晚上绝不吃夜宵,认为一日三餐的习惯对身体不好。听起来,这似乎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毕竟,康熙帝虽生活简朴,但身为皇帝,日常餐食不乏精致美味,油水丰盈,再加上随时可以享用的点心,哪怕一天只有两餐,恐怕也不是什么问题。普通百姓则不同,许多人一日三餐勉强糊口,饭菜单调,肉类难得一见,日夜劳作,更不可能承受一天仅两餐的生活。然而,从康熙的描述来看,他作为帝王,的确保持了相对简单的饮食习惯。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清宫的饮食逐渐变得奢华无比。到了乾隆年间,御膳房的厨师已经达到四百多人,食材的消耗令人咋舌。例如,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宫中消耗的猪肉就高达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如此庞大的消耗,显现了清代皇室的餐饮开支之巨。更有文人笔记透露,除了食材的消耗外,采购这些食材的价格也是令人惊愕的。 例如,徐珂在《清稞类钞》中提到一次,乾隆皇帝召见大学士汪由敦,随口问他在家里吃过点心没。汪由敦回答家中贫穷,早餐不过是四枚鸡蛋而已。乾隆听后吃了一惊,说鸡蛋一枚竟要十两银子,四枚就得四十两银子,自己都不敢如此奢侈,怎么汪由敦会说家里贫困?汪由敦心中明了,但又不敢直接反驳,只能含糊其辞,称外面卖的鸡蛋又破又小,根本比不上宫里供的,因此价格也相对便宜,只需几文钱一枚。类似的故事,在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也有提及。书中说光绪皇帝每天吃四枚鸡蛋,御膳房告诉他,这些鸡蛋的费用高达三十四两白银。光绪曾问起翁同龢,鸡蛋为何如此贵,翁同龢只得小心回答,说只有在祭祀大典时才会用到,平时不敢随便食用。 这些故事的背后,揭示了皇帝和大臣们对宫中物资的失真认知。皇帝长年居住在宫中,确实对外面市场上的物价不了解。而大臣们则担心得罪太监,导致自身遭遇暗算,不敢揭示实际情况。这种现实也不难理解,毕竟在复杂的宫廷政治中,任何言辞不慎都可能引来无妄之灾。这两则故事因而流传开来,反映了当时宫廷生活的奢侈与内外的巨大差距。 然而,对于宫中的一些后妃而言,情况有所不同。许多后宫女性,尤其是那些成年才入宫的妃子,曾经经历过贫苦生活,甚至有自己上街购买物品的经历。慈禧太后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人自然对外面的物价非常了解,那么为何她们对宫中太监的牟利行为视而不见呢?太监信修明在其遗嘱《老太监的回忆》中给出了答案。信修明直言,宫中掌事的太监,多数来自底层,靠着一步步攀升,往往免不了拉关系、打点好事,耗费不少。而一旦得到了机会,便不会轻易放过,尤其是一些肥差的机会。捞钱的过程不是一人独享,相关人员都会从中分一杯羹,分配得有规有矩,丝毫不差。比如,根据规定,太后每天的食材开销中,包括了二十枚鸡蛋,但实际购买的却是五百枚。多出来的四百八十枚,便是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分配,每个人拿多少都已定规,确保没有人多拿或漏掉。 事实上,任何一人一天吃不了二十个鸡蛋,何况皇帝和后宫中众多妃子,餐单上包括大量猪羊鸡鸭等肉类,鸡蛋的消耗频率较低。因此,按照这种计算,采购一枚鸡蛋的成本,无论是价格还是各类损耗,最终都可能高达十两白银。虽然这些只是流传的故事,但其背后的事实和逻辑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皇帝真的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吗?信修明则给出了更加直接的看法。他认为,皇帝并非不知情,只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些太监大多无意参与政治斗争,他们关心的只是些许私利。如果皇帝过于追查,势必引发宫中怨恨,反而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对太监的容忍和放任,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统治者在面对复杂权力格局时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