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一片看似普通的乡村土地上，深埋着改写中国历史的故事。大邑境内及周边的盐店古城、高山遗址和紫竹古城，这些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构成了成都平原最早的城市网络。它们将成都平原的城市史推至4500年前，为研究长江上游史前文明及古蜀社会演进提供了关键实证。这些古城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更引发了关于夏朝起源地的全新思考。随着清华简等战国文献的破译，学者们开始将目光从传统的中原地区转向成都平原，试图在这里寻找中华文明第一个王朝的踪迹。可以说，城墙沉寂，陶片无声，却默默改写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叙事。

01 大邑史前古城的考古发现

本世纪初，当成温邛高速公路施工至大邑县时，民工们意外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片和城墙遗迹。这一发现引来了考古专家，盐店古城得以重见天日。更令人惊喜的是，一位当地村民在闲聊中向考古学家提及，附近还有两道类似的“土埂子”。这一线索直接导致了高山古城的发现。考古人员根据经验判断，地名中含有“古城”、“埂”等字样的地方，很可能存在先秦时期乃至史前的古城旧址。

在大邑县境内及周边的三处重要史前遗址中，高山古城是年代最早的，始建于距今4800年前，面积约34.4万平方米。盐店古城距今约4300年，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呈长方形，城墙南北长700米、东西宽500米。大邑附近的紫竹古城距今约4300年，面积20万平方米，遗址呈“回”字形双重城垣结构，采用斜坡堆筑法建造。

紫竹古城东接大邑县安仁镇，南与大邑苏家镇接镶，西接大邑县晋原镇，与郫县古城时间和器物风格相近，是宝墩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将成都平原历史向前推进了800年。紫竹遗址丰富的遗迹种类和文物，填补了巴蜀文化研究空白，对确立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重要佐证，并将成都平原正式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紫竹遗址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三座具有内外城墙结构的古城之中最大最早的一座，比另外两座双重城垣的芒城遗址和双河遗址早约300年。紫竹遗址比三星堆遗址的产生年代要早一千多年，为探索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堪称“长江上游近5000年文明史的象征”，是中国文明起源史上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三座古城在建筑技术上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为躲避洪水威胁，古城通常比周围平地高出2-3米，城墙采用黏土、沙夹石与鹅卵石混合夯筑，城墙基修筑为下宽上窄，兼具防御与防洪功能。

02 古城揭示的文明图景

考古学家在盐店古城发现了较为完整的水利设施痕迹，包括蓄水池、排水地和出水口等。这证明当时的居民已经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开始考虑地势、洪水和防御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高山古城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迄今为止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完整、最集中的墓地，也是目前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人骨保存状况最好的墓地。这里出土的116具人骨中，有10多个个体被拔除了上颌侧门齿，这是成都平原所见最早的拔牙现象，可能是某种成人礼或宗教活动的证据。陶器是这些古城的重要文化标志。考古人员已从城墙的坑里挖掘出不少泥制灰白陶器、夹沙陶器和各种石质刀具。这些陶器既有西北文化因素，也有长江中游的同款，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古城全部采用斜坡堆筑法建造，与湖北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古城建造技术基本一致。这种技术表明，成都平原的史前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与中原及其他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高山古城遗址发掘出的116具人骨，年龄跨度从婴儿到45岁以上成年人，葬式包括仰身直肢、俯身屈肢等非正常形态。在清理的墓葬中，均为竖穴土坑墓，没有葬具，且均为单人墓穴，一人一坑。考古队员还发现，墓地中成人墓葬仅占了一小部分，儿童墓和婴儿墓占多数，可能与未成年阶段的高死亡率有关。城墙解剖显示其采用斜坡堆筑工艺，墙体基底宽度达20-30米，现存高度1.5-4米，壕沟系统延续使用至汉代。在西南城墙夯土层下发现儿童人祭坑，坑内人骨呈侧卧屈肢状，四肢紧贴躯干，推测与城墙建造的宗教仪式有关。浮选分析显示，农业以稻作主导，辅以粟、黍旱作，同时存在少量大豆栽培。植物遗存中鉴定出6233粒炭化种子，包括禾本科、豆科等23个属种。动物骨骼中家猪占比显著，结合渔猎工具出土，证明高山古城聚落为“农耕+饲养+采集”的复合经济形态。墓葬中还发现了3枚随葬核桃，表面有明显摩擦痕迹，推测可能是“盘玩”器物，这在成都平原属首次发现。 根据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对高山古城人骨基因测序结果表明：约90%的遗传成分源自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人群，剩余约10%与东南亚“和平文化”狩猎采集人群相关，这表明以高山古城为代表的成都平原新石器居民主要为西北旱作农业移民后代，而非本地原住民。从遗传学模型看，高山古城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以Oα-F5（现代汉族高频类型）和Oβ-F46（藏缅语族常见类型）为主，线粒体单倍群则以M9a、D4、F1a等东亚北部典型类型为主导，与黄河中上游马家窑文化人群表现出高度同源性。这种遗传特征也与青藏高原古代人群（如距今3000年的昌果沟遗址）存在显著重叠，表明横断山区藏彝走廊的形成可能早于青铜时代，也进一步支持了汉藏同源假说和汉藏语系“北方起源说”。与现代人群的对比显示，羌族、彝族、普米族等藏缅语系族群保留了最多的高山古城遗传成分（平均约40-55%），而壮侗语系的傣族、壮族则呈现更多东南亚基因渗透。这种差异印证了《华阳国志》中“夷系”与“越系”族群的分野，表明西南地区主体遗传结构在青铜时代已基本定型。尽管高山古城人群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约占70%，粟、黍只占20%左右，但人骨检测中却并未发现华南稻作人群的显著遗传贡献，这个结果表明粟黍农业人群在向南迁徙到成都平原后，为了适应当地环境主动学习采用了稻作技术，这种“技术传播与基因流解耦”的现象，为我们理解农业扩张模式提供了新视角。高山古城人骨DNA研究成果表明，成都平原是黄河文明向西南扩张的关键枢纽，这种扩张并非单纯文化传播，而是伴随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过程，这个研究结果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分子人类学证据。

03 大邑古城与夏朝起源的关联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颠覆性认识：禹启时代的人自称“大邑商”、“大邑”、“西邑”而非“夏”。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朝起源提供了全新方向。而在成都平原西北边缘的大邑县，不仅地名与“大邑”吻合，更拥有距今4800年前的高山古城遗址，这为“大邑即夏”的假说提供了地理与考古学上的重要支持。神秘的北纬30°和著名的胡焕庸线都经过大邑县，表明大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大邑”与“大禹”具有天然关联（“邑“与”禹“在方言中读音接近）。以“邑”为意符的字多和国家、城市、行政区划、地名等意义有关，如都、郡、邦、邻、郑、邺等。“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一说为颛顼六世孙），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领袖，被尊称为“大禹”，他因治水功绩而被后人铭记。颛顼（zhuān xū），姬姓，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出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四川学者向胤道根据若干历史资料和四川发掘的物证及现场考证发现，黄帝诞生在四川，出生地在岷山汶川布瓦村附近一带。黄帝后人大禹也出生在北川、汶川和茂县一带（龙门山），当时是游牧时代，没有完全固定的居所，要准确说明出生地很难，只能划出大概范围。 黄帝的“黄”可能与西部黄色土地有关，本意为“黄地”。文献记载中，大禹与西羌地区关系密切。《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淮南子·修务》也有“禹生于石”的记载。而大邑县正位于古西羌文化圈边缘，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存在契合之处。《蜀王本纪》写道：“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华阳国志·蜀志》载：“石纽，古汶山郡也。 禹生于此。 ”经考证，石纽山位于今汶川县绵虒镇，山上保留着“石纽山”汉代题刻和传说中大禹出生的刳儿坪遗迹。 阿坝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绵虒镇发现了多处明清时期的禹王庙，在成都彭州宝山村也有禹王庙。 自古以来包括扬雄等众多学者都将大禹出生地西羌石纽之地定位在今天的汶川县威州镇。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可能包含早期“夏”文化的元素。一些学者认为，“蜀”与“夏”同源，三星堆可能是“帝之下都”，即夏朝的都城所在地。而《山海经》中记载的“百神之所在”的“帝之下都”，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神像的场景相符。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有学者认为是“黄帝”像。更有学者推理，黄帝之都在双流，涿鹿之战战场在成都平原，蚩尤故里在羊马河流域，少昊青阳封地在川东，昌意封地青衣江流域，大禹治水彭州天彭门，大禹之父鯀封地崇州，大禹之母有辛氏在蜀，瓦屋山（桌山）就是古代的昆仑山，涂山即为新津修觉山（昆仑之丘），夏都在成都平原北部，夏桀败亡之地鸣条在成都南部，三星堆为夏商祖庙神庙，黄帝原妃嫘祖为四川人……。因此，大邑古城与夏朝有关，概率较大，应该大力推进《大邑学》的建设和发展。

04 大邑在古蜀文明中的地 位

大邑县的史前古城群是宝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古蜀文明的发展基础。宝墩文化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并没有被纳入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之中，随着宝墩文化的发现，让整个成都平原成为了其中一“元”。在宝墩文化九座古城中，大邑县就占了两座（高山古城和盐店古城），加上附近的紫竹古城，显示出大邑在古蜀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地位。这些古城以高密度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南近山地沿线，共同构成了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重要证据。盐店古城的发现证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发源中心之一。这一发现有力支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学说。考古学家发现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每座古城的延续时间都不长。盐店古城延续了一二百年，宝墩古城也只是延续了两三百年就废弃了。这种短暂的存在周期引发多种猜测——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还是疫病流行？目前尚无定论，但考古界仍在继续探索。盐店古城出土的陶器让人联想起唐代诗人杜甫“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的诗句，说明大邑有着悠久的制陶史和辉煌的制陶业。这一技艺可能源自史前时期的传承与积淀。盐店古城的发现改写了成都历史。在此之前，成都附近已发现了六座史前古城：新津宝墩龙马乡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下芒城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这七座古城的形成年代彼此相隔100-300年，完整勾画出了4500多年来成都逐步迁移的发展脉络。盐店古城将成都城市史提前到距今4500多年以前，堪称“成都城市的开天第一篇章”。在这座古城出现1000多年后，古蜀人才相继迁往三星堆和金沙，形成现今成都的雏形。

大邑的古城遗址，与三星堆、金沙等青铜时代遗址，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的完整发展序列。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展现了一个连续发展的古代文明轨迹。这种文化的连续性，为研究古蜀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05 学术争论与未来探索

关于“夏朝起源于成都平原大邑”的假说，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支持者认为，清华简的记载、大邑县的考古发现以及古代地理文献之间存在多重证据的惊人吻合。而质疑者则指出，目前仍缺乏决定性的文字证据，尤其是甲骨文中尚未发现明确指向这一假说的记载。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另一个争论焦点。传统观点认为古蜀文明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文明，但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早期交流。例如，宝墩文化出土的陶器上明显带有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纹饰风格，表明与长江中游文化的联系，但可能是晚期的交流。考古学家计划对高山古城当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展开研究，力争最大程度地还原这一遗址的全貌。令人惊奇的是，考古学家在高山古城发现了一个细节：在出土的100多具人骨中，唯有一个5岁小孩手上戴了两只象牙镯。这个孩子可能来自当时的富裕家族，也可能在部落中拥有特殊地位。数千年后，这对手镯成为我们连接古蜀文明的珍贵纽带。盐店古城出土的文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陶器主要是泥质灰白陶，占比超过60%，还有少量黑陶与褐陶。这些陶器纹饰丰富，有绳纹、锯齿纹、花边纹、水波纹等，器形包括壶、尊、短圈足器等。陶胎薄至3-5毫米，烧成温度达800℃以上，表明当时已掌握成熟的陶器烧制工艺。大邑境内及周边的三座古城遗址如同时间的胶囊，保存了4500年前的城市记忆。在盐店古城、高山遗址和紫竹古城的泥土之下，不仅深藏着古蜀文明的起源密码，还可能保存着重新诠释夏朝历史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