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能穿越到那个文化辉煌、历史灿烂的北宋时代,我相信我会坚定地支持王安石,而不是我同样十分欣赏的司马光。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带来了经济的飞跃,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肚子也能稍微填饱。而司马光呢?他总是拿着道德的尺子在经济上做文章,固守着贫困的日子,得过且过,过得虽然安稳,却口袋空空,肚子瘪瘪。道德,终究不能当饭吃;而我还是喜欢那种吃饱饭的感觉。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王安石的一边。 在《涑水记闻》这本书中,司马光曾经记载过一个王安石的小故事,足以体现两人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有一次,王安石和一群朋友一起喝酒,聊天的内容自然是围绕着如何发展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展开的。席间有一位朋友故意逗弄王安石,说:如果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了,拿来造田,岂不是一本万利的大事?王安石听后眼睛一亮,兴奋地追问道:那梁山泊的水要放到哪里去呢?那人笑着答道:就在梁山泊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长的大水泊,水就能容得下了。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个故事,显然是司马光为嘲笑王安石所编造的段子。王安石学富五车,经历丰富,曾在基层工作多年,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常识性错误。然而,从这个段子中,我们还是能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在思想上的根本分歧。王安石显然不是那种空谈理论的人物,他的改革是基于实际经济发展需求,力图从根本上改善国家的经济基础。 王安石的改革,目的是为了增强生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提升军事实力,全面应对当时宋朝积贫积弱的国情。因此,他的变法措施,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增加国家收入、强化军事力量来展开的。王安石推出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裁兵法等新法,无一不是针对当时国贫民穷、军弱的现状。改革一推出,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军力也得到显著提升。传闻称,经过王安石变法后,国家的国库充盈,甚至足以支撑20年的开销,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改革的巨大成功。 然而,司马光并不赞同王安石的这些改革。作为当时的大臣,司马光在皇帝宋神宗面前与王安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安石认为,国家的贫弱是因为缺乏理财人才和有效的经济发展方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而司马光则认为,天下的财富,或者在民间,或者在官府,而王安石的变法无非是把民间的财富重新夺回到官府手中,他认为这种改革不过是与民争利。由于这种根本性的不同,司马光力主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幸运的是,宋神宗是一位年轻、有活力、敢担当的皇帝。在他的强力支持下,王安石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行,即使面对许多像司马光这样的反对声音,王安石的变法依旧在十多年里持续推进。最终,这场改革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军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宋朝的综合实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然而,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由于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而高太后是坚定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物。于是,她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任便彻底废除了所有的新法,将王安石的改革成果一扫而空。所有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和基础瞬间烟消云散,整个局面可谓功亏一篑。从此,宋朝再也没有迎来过像宋神宗时期那样的经济繁荣与军事实力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