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之战始于公元217年，终于219年5月，而随后的樊城之战则从219年7月开始，到12月关羽悲壮身亡。这段时间跨度，以及史书中对战事的记载，都能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例如，关羽在与庞德对话时提到，刘备在8月份时依然在汉中。按照古代交通条件，襄樊之战的消息要传至汉中，必定是要经过成都，再由成都发往汉中，时间不会少于一个月。因此，按时间推算，刘备大约会在219年9月，甚至是9月底，才收到襄樊之战的消息。这种情况下，要刘备迅速整军从汉中赶赴荆州几乎不可能。而且关羽被围困后，各大交通要塞早已被东吴控制，消息的传递极为困难，刘备接到消息的机会十分渺茫。

当时，刘备并未针对荆州防线的薄弱做出及时调整，不是因为他看不出来，而是因为汉中之战的胜利让他产生了过于膨胀的心理。此时，他首要考虑的竟然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时机称帝，并为帝位的继承问题做准备。汉中之战后，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等武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否则，若赵云能够及时赶来支援关羽，吕蒙的偷袭和麋芳的背叛也就不会发生。关羽长年镇守荆州，因此在诸多将领之中，他并未被替换，但他参加襄樊之战，更像是为了自己而战，而非单纯为刘备而战。无论战争结果如何，襄樊之战最终都将成为关羽的最后一战。战役本身充满了悲壮色彩，因此关羽在水淹七军后没有选择全身而退，而是希望将这场战斗演绎得尽善尽美。无论胜负，关羽都将永远是那个忠义的英雄。

至于孙权，他始终是那个未能充分展现智慧的鼠辈，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他派陈绍去占领襄阳，意图坐收关羽战胜曹魏后的成果。然而，陈绍还未能稳固其位置，便被徐晃的突袭打得溃不成军，襄阳因此成了曹魏的牢牢把控之地，孙权北方的威胁也由此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即便东吴未曾偷袭荆州，关羽的北伐也注定不会成功。历史上，北伐成功的唯一例子便是朱元璋的南北统一。然而，朱元璋时期南北力量对比与三国时期迥然不同。在三国时期，北方强大而南方相对薄弱，而在朱元璋时期，则是南方强盛，北方弱小，尤其是在衣冠南渡后一代人左右的变化。拿朱元璋的北伐作为例子，去类比三国的情形，是不成立的。

在元末，北方的红巾军长期消耗着元朝的力量，元廷已经力不从心，对南方的几个起义军集团几乎无力回天。譬如朱元璋占领南京时，元廷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反扑。此外，元末南方经济重地的地位已是牢固，北方经过多年混战，人民生活困苦，民生凋敝，经济实力远不如南方。因此，朱元璋能够顺利北伐，成功统一南北。但若将此战略套用在三国时期，却显然不合适。

三国时期，北方的曹魏已经一统中原，虽然北方也面临威胁，但其经济与军事力量依然强大，远胜南方。此时，南方更适宜保持与曹魏的相对平衡，等待时机，而非贸然北伐。如果蜀汉占领襄阳后贸然进攻东吴，蜀汉将失去道义的名分，整个国家的团结信仰将受到动摇。蜀汉不攻东吴，是因为它不想破坏与东吴的同盟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复汉的大义。而且，若蜀汉直接进攻东吴，必定会引发曹魏与东吴的联手夹击，蜀汉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如果蜀汉顺流直下进攻东吴，孙吴可与曹魏联合，夹击蜀汉，蜀汉将面临自取灭亡的局面。而最核心的问题是，三国鼎立的局面，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各方保持平衡，互相制衡，而不是盲目吞噬一方。特别是吞噬弱者，意味着会有更强大的对手随之而来。换句话说，指望吞掉最弱的那方，最终只能迎来最强者的反击。 东吴的背刺并非什么高明的策略，单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东吴认为崛起中的季汉比曹魏更为危险，因此在当时选择背刺并非最佳时机。如果东吴在关羽重创魏国之后再出手，不仅能够借季汉之手打压魏国，也能削弱季汉的实力，最后坐收渔利。然而，东吴的出手虽然令季汉崩溃，却也在无意中救了魏国。后来，魏国凭借这次空隙恢复了力量，为之后的局势打下了基础。最终，魏国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从三国地图来看，魏国的每一条连接线都意味着更多的军事支出，延长战线自然带来更多的压力和损耗。与此相反，若蜀汉能够拿下襄阳，意味着他们对北方的军事支出将大幅度增加，这对于东吴而言无疑是一种战略上的损失。如果荆州部分留在蜀汉手中，东吴的战略支出将大幅减少，集中力量对抗其他势力。孙权若能通过巧妙的策略加强对荆州的控制，对吴国的长远战略更为有利。

关羽的失败，除了战术上的失误，还与性格上的急躁密不可分。他在汉中大捷后，急于取胜，试图自己分一杯羹。如果他能够再等上一年，与刘备一同出兵，结果或许会截然不同。正是汉中大捷的胜利让刘备过于自信，未能及时为关羽预设退路，这也导致了关羽最终独自面对襄樊之战的挑战。而东吴政权的内部，早已由世家大族把持，许多决策都是为了维持其利益而非整体国家的长远发展。孙权虽然心有更大野心，但他对荆州的私怨，最终成了吴国战略的最大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