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9年，建康台城。

城外十万叛军越围越紧，城里十多万避难百姓加两万守军，饿得浮肿倒地，能打的不到四千。

梁武帝萧衍躺在宫里，嘴里发苦，想要一口蜂蜜——没人给。

更扎心的是：城外明明聚着十余万勤王之师，却彼此猜疑，各自思归。

皇帝到底输给了侯景的刀，还是输给了自己几十年善待宗室的那套政策？

台城尽头：被饿死的皇帝

公元 549 年，建康城春寒未退，台城里却已经没有“春天”了。

城门紧闭，城外是侯景的军营，城内是十多万挤进来避难的百姓，加上原有守军两万多人。

粮仓早已见底，能提刀上城的士卒，不到四千人。

而就在这样的绝境中，这座王朝的主人萧衍，并不是死在刀兵之下，而是活活被饿死在皇宫里。

史料记载得极冷静，也极残酷：梁武帝晚年困于台城，断粮断供，饥渴交加，临终之际索蜜不得。

这不是文学渲染，而是亡国最后一刻的真实细节。

一个在位四十余年、曾经励精图治、以仁政自许的皇帝，最终连一口蜂蜜都要不到。

更讽刺的是——城外并非无人可救。

在台城之外，新林、王游苑一带，勤王之师合计十余万人。

人数并不比侯景少，兵也不是不能打。可这些军队在做什么？

主帅置酒高会、毒掠百姓；勤王互相猜疑；诸将均无战心，各自思归。

城内皇帝在挨饿，城外诸军却在观望。

于是，出现了梁朝历史上最刺眼的一幕：

皇帝被围城饿死，而他的宗室、藩王、勤王之军，几乎无人真正拼命一救。

当侯景攻破台城，引玄武湖水灌城、拂晓突入宫城时，梁武帝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因为在更早之前，该救他的人，已经集体选择了不救。

萧衍一生自诩仁厚，对宗室极尽优待，为什么到最后，这张他亲手织起的宗室之网，在生死关头却没有一根线肯为他受力？

他为什么要“善待宗室”

要理解萧衍后来那套近乎纵容的宗室政策，不能只盯着他亡国时的狼狈，而必须回到他刚刚夺取天下的起点。

南朝的政治空气，本就带着血腥味。刘宋、南齐两代，皇位更替几乎都伴随着宗室互杀、兄弟相残、叔侄相诛。

皇帝一旦坐稳龙椅，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治国，而是清洗宗族，以绝后患。这样的前例，萧衍看得一清二楚。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建立梁朝之初，刻意选择了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路线。

萧衍的统治理念里，有一个非常清晰、也非常危险的核心：以亲情化解权力冲突。

他希望用宽厚、仁爱，去消解宗室对皇权的恐惧，让诸王相信：只要不公然造反，皇帝不会轻易动刀。

这不是一时心软，而是一整套制度取向。

在宗室安排上，萧衍大体遵循两条原则：

第一，不轻杀宗室。哪怕子侄犯下重罪，也仅仅只是训诫；

广封宗王、厚给俸禄，让宗室有得吃、有得住，避免宗室互相残杀；试图用伦理关系覆盖政治博弈。

在他看来，只要家里不乱，外部问题总有办法解决。

问题在于，这套设计高度依赖一个前提：宗室成员必须自觉守分，至少对皇权保有底线敬畏。

一旦这个前提失效，仁爱就会迅速变质为纵容。

这就为后来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因为它培养的不是共患难的政治共同体，而是一群习惯被保护、却不习惯承担风险的宗王。

宽纵的代价——从“不忍下手”，到亲手打开亡国之门

如果说善待宗室只是萧衍治国理念的起点，那么真正把梁朝推向深渊的，是他在宗室越线之后，依旧选择一再宽宥。

这不是抽象评价，而是有清晰对象、有完整过程的事实。

在梁朝宗室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萧正德。

萧正德并非普通宗王。他早年曾被视为潜在储君人选，后来失势，心怀怨望。

正常情况下，这类人物要么被严密控制，要么被彻底清除，否则必成隐患。但萧衍没有走这条路。

525年，萧正德私自叛逃北魏。

在南朝政治传统中，这已经属于不可赦的重罪。然而萧衍的处理方式，却是——允许其回国，并予以宽宥。

这一决定，直接向宗室释放了一个信号：哪怕叛国，只要回头，皇帝也不一定追究。

于是后来的萧正德才越发大胆。

侯景之乱前夕。萧正德长期心怀不满，对朝廷怨恨极深，却依旧保有宗室身份与政治空间。

等到侯景兵锋南下，他不但没有站在皇帝一边，反而暗中与侯景勾连，成为其最关键的内应之一。

也正是萧正德暗中接应，侯景才能迅速渡江，并由宣阳门进入建康城。

城门一开，外敌入内，台城之围就此形成。梁朝真正的防线，并不是被打穿的，而是从内部被放行的。

显然，萧正德的行为，并非偶发背叛，而是长期“被纵容政治”的必然结果。

而这种结果，并不只存在于萧正德一人身上。

当宗室看到叛逃可以被原谅、失德不会被清算、怨望不必付出代价，那么，在真正的危局中，他们自然会选择先保自己，而不是为皇权赴死。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萧衍的仁爱完成了质变，从避免内乱的手段，变成了制造内乱的温床。

当侯景大军逼近建康，城门被萧正德亲手打开；梁武帝的第八子武陵王萧纪坐视不救时，梁朝的命运其实已经写好结局。

接下来发生的，不过是这个体系彻底崩溃的外在表现。

侯景兵临城下——外敌只是引线，真正失灵的是梁朝自己

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在寿阳起兵，手中兵力不过八千。

这个规模，放在南朝并不算惊人。真正致命的，是萧衍对局势的判断失误——他既低估了侯景的决断速度，也高估了自己体系的反应能力。

十月，侯景渡江南下，行军迅猛。到十月二十五日，叛军已逼近建康，形成对台城的包围态势。

与此同时，一个早已被萧衍宽纵的裂口开始发挥作用——宣阳门被从内部打开。

城防的意义，在这一刻被彻底瓦解。

按理说，此时并非无解。

梁朝仍掌握着可观的兵力资源，外地诸军陆续向建康集结，在新林、王游苑一带形成了十余万人的勤王之师。

从数量上看，这是一支足以改变战局的力量。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这些军队，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援军。

主帅不仅不留心战事，反而置酒高会、纵兵掠民；各路勤王则互相猜疑，导致诸将均无心思 ，各自思归。

要知道，当时的台城涌入了十万多百姓，再加上两万多的士兵，城中人数暴增。经过数月围攻，大多数人身体浮肿，成批死亡。

到后期，守城士卒能战者不足四千。而侯景的军队已经发展到十万人。

从这一刻起，台城的结局，已经注定。

当侯景矫诏解散勤王之军成功，城外那十余万原本尚可一战的兵力迅速散去，健康全城被叛军占领，侯景控制梁朝军政大权。

台城瞬间变成一座被彻底抛弃的孤城。

皇帝还在台城，可号令天下的功能已经提前消亡。

太清三年（549），台城终于被攻破。

之后，他被困宫中，断粮断供，饥渴难忍，临终之际“索蜜不得”，最终饿死于台城。

一个在位四十余年、以仁政自许、曾开创南朝最盛时期之一的皇帝，没有死在刀下，也没有死在叛将手中，而是死在围城后的漫长消耗，可谓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