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教员同志在面对人生低谷时的坚韧表现，深刻诠释了这一真理。 1931到1934年，正是教员同志人生的低谷时期。 从1931年初开始，随着组织决定将总部从上海迁往瑞金苏区，许多大领导纷纷空降，教员同志逐渐被排挤出军事决策层，迅速被边缘化。面对这一局面，教员同志并不惊讶。 首先，教员同志与这些新上任的领导们并非一条路的人。当时的组织领导者多是王明、博古等一批苏联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影响，理论功底深厚，然而，他们却轻视本土革命者。教员同志的出发点与他们截然不同。特别是，教员同志主张的革命战略，和苏联模式完全不同，这也成为他遭遇排挤的根本原因。 当时，苏联革命的成功让很多人产生了直接复制苏联模式的想法，主张城市包围农村。而教员同志却坚信，要依靠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而非城市的产业工人。这种与苏联模式相悖的想法，虽然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却在当时引来了许多非议。 教员同志的战略思想来自于实践的经验。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带领着800多人的队伍，本应进攻长沙，但长沙重兵把守，等于送死。于是，教员同志果断改变战略，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最终实现了革命的蓬勃发展。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却无法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 教员同志于1930年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尽管这看似是简单的经验主义，但却揭示了深刻的真理。对于当时那些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人来说，这一观点却显得格外刺耳，甚至被批评为游击主义、狭隘的经验论。博古曾批评教员同志游击战不适用，并安排他到后方养病。

1933年，博古途经福建长汀，有人建议去看望教员，博古却不屑地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当时博古年仅26岁，而教员同志已有40岁，竟然如此轻蔑地称呼他为小毛，这种对年长者的侮辱，无疑是在加深那段低谷岁月的痛苦。 但是，教员同志并没有因此躺平。 虽然生气，教员同志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 1932年4月，红军攻占了福建漳州，教员同志亲自前往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挑选了几箩筐书籍带回江西。其中，包括《资本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革命理论经典。 他们说自己不懂马列理论，那么，教员同志便要彻底学懂。尽管长征艰辛，生死未卜，他依然叮嘱警卫员：什么都可以丢，只有两样东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军用地图和书籍。这份对知识的执着，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教员同志的读书方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对重点书籍的阅读，不仅仅是翻过一遍那么简单，而是深入到每一篇、每一章，每一个细节，反复琢磨，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许多马列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都不断地重复阅读，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在他的思考和批注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他阅读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几乎无一不涉及。他的书架上，许多书籍被他圈点批注，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批语，记录下了他不断积累的知识和思想。

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教员同志的发言中，大量引用了马列著作中的革命理论，支撑起他自己的军事思想。这种补足知识短板的努力，最终让那些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哑口无言。 尽管被排挤，教员同志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他仍然心系红军，依然关心军事，随时准备出征。 1932年宁都会议上，教员同志被排挤出军事指挥，迫不得已去后方养病。临别时，他依然坚定地表态：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教员同志不仅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还不放弃为红军出谋划策的机会。 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时，教员同志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以便消灭敌人。但这一建议被否定，反而被指责为放弃根据地。湘江战役前，教员同志看出前方形势不妙，提出应该主动出击，转向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同样被否决。 然而，教员同志并未气馁，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战场的判断与思考，随时保持与作战部队的联系，与军团长、师长们沟通。最终，当红军陷入生死存亡之际，教员同志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这一建议终于得到了采纳。 如果教员同志选择躺平，他又怎能在关键时刻提出切实有效的战略？他又怎能带领红军走出绝境？

正如他所言：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教员同志能够重新指挥红军，与他周围的支持者密切相关。 长征初期，教员同志与张闻天、王稼祥同行，尽管两人都不擅长军事，但眼见红军的惨败，他们渐渐意识到教员同志的军事才华，迅速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 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与博古曾是莫斯科的同学，且是共产国际信任的核心人物。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直言不讳地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王稼祥也提出，红军应由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员同志来指挥。 特别是王稼祥。在进入苏区后，他亲眼见识了教员同志带领红军屡次以弱胜强的神勇战绩，深知教员同志的军事才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王稼祥公开捍卫教员同志，认为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应该由他来指挥红军。 后来，王稼祥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员同志自己也深知：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教员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不仅阐明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更提出大敌当前，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这样的表态简洁而有力，团结了全体同志，也让红军在危急时刻重新获得了方向。

更值得称道的是，教员同志拒绝了一把手的位置，推举张闻天接任，自己则辅助军事指挥。这一决定使得大家心悦诚服，团结一致。 随着红军的不断前进，教员同志在金沙江巧妙甩开追兵时，曾说过：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偏一下子办不到，等转一圈回来，事情恰又办成了。 这段话，不仅是对军事策略的深刻总结，也展现了教员同志深邃的智慧与超凡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