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自1912年到1949年，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整整37年间，涌现出无数光辉灿烂的国学大师。尽管清末民国是中华民族国力最为衰弱的历史阶段，却也是文艺最为繁盛的时期。回顾近现代文艺界的那些主流人物，无一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梁启超、梅兰芳、钱穆……这些名字，不仅深深扎根于我们的记忆中，更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象征。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几千年积淀的文艺力量，竟在短短几十年间，以喷涌之势爆发出来？

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在担任清华校长的17年里，以其严谨的治校风格和朴素的学术观念，为清华奠定了独特的学术气质。这句话原本源自孟子《见梁惠王下》中的名句：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两千年时空相隔，梅贻琦先生与孟子的话却奇妙地产生了共鸣，揭示了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的深层原因。

在这片风起云涌的时代，王国维先生，作为另一位民国大师，也曾在其经典作品《人间词话》中提到过做学问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种境界，不仅揭示了做学问的不同层次，也体现了学问的寂寞与坚韧。王国维的观点带有一种凄风苦雨的孤寂感，这种感觉让人想起学者在寂静的书房里，默默耕耘，独自思考的孤独状态。做学问，确实需要耐得住孤寂，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文章艺术，往往来自独立的思考和安静的内心，而非与他人共舞的喧嚣。

如今，很多所谓的大师，学问已经变得日益热闹，头衔也越来越冗长。曾经的知识分子，如今往往在各种社交场合游走，写着五花八门的学术论文，争取各种职称和头衔。真正能够历久弥新的经典文章，反倒少之又少。而这种情况，早已与民国大师的治学之道背道而驰。那些大师们，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术，给人以宁静与深远的印象，而非浮躁与炫耀。 那么，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大师们所写的文章，往往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气息，同时又不乏对生活的深刻关注？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民国，正是华夏文明五千年中最为动荡的时期，远远超越了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在四分五裂、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师们内心的救国情怀被深深激发。他们在各地演讲，奔走呼号，试图唤醒国人的精神意识。换句话说，民国的大师们并非一开始就有成为大师的想法。所謂大师，对他们而言，是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过程中的副产物，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救国救民。以梁启超为例，他早年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辗转到日本与欧洲留学。这些经历不仅让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也使得他对救亡图存的决心更加坚定。因此，民国的大师们，往往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无意间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大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学术门槛，他们的学历背景也各异。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创造的时代，学术的门槛比其他时代要低得多。只要有思想，有独到的见解，便可以自荐为学术的主角。例如，陈寅恪不过是复旦公学的高中生，钱穆则是常州府中学堂的初中生，刘半农甚至没有完成初中的学业。像沈从文，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凭借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作家。而齐白石，尽管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学堂教育，却依旧创作出了大量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正是这种对学术真挚热爱的追求，让他们能够突破学历的限制，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民国的大师们，是在那个时代的土壤中自由生长的，他们不仅被社会所接纳，还能找到展现自我、表达思想的空间。这样的氛围，正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

最后，借梅贻琦先生另一句名言：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作为本文的结尾。面对即将步入大学校门的考生，希望你们能不负历史与时代的重托，像先贤们一样，心怀理想，踏实学习，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